01 创富与慈善的平衡点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讲，最难的事情，是能否像比尔•盖茨那样缔造出微软帝国，这样的企业才是极其具有原创精神的，它能够极大地改变人类世界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中国慈善家》：近年来发生了许
王忠明：“巴比”来华搞慈善晚宴，当时我很想写一篇《劝“劝捐”》。事实上，市场经济的长驱直入，伴随着我们文明、法治等各个方面的齐头并进。可以看到，在我们财富拥有者当中，不断涌现出如何使用财富、如何向社会传递财富的福音。中国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一点都不会比西方企业家要差，“裸捐”并不是最难的事情。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讲，最难的事情，是能否像比尔•盖茨那样缔造出微软帝国，这样的企业才是极其具有原创精神的，它能够极大地改变人类世界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几乎很难离开IT了。
《中国慈善家》：您的意思是，现阶段对中国企业来说，如何更好地创新，将财富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再创造、再生产、再投资中去，这是最重要的？
王忠明：对。中国到今天为止，咱们的富豪分布在许许多多的产业中，但这些产业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我们都说自己在历史上有所谓“四大发明”，但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为什么对人类世界没有多少原创的贡献？这同样也表现在产业层面上。
《中国慈善家》：事实上，作为一种资源的粘合剂，慈善与生产企业相结合，可以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创造新的价值，产生“1+1＞2”的效应。因此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在捐赠慈善与生产制造之间，寻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王忠明：的确如此。必须看到，现在从整体上讲依然是中国急需资本的时候，别看现在多少人有百亿、多少人有十亿，我们的资本依然是非常非常短缺的，甚至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所谓世界首富，你把他拉到撒哈拉沙漠一站，他内心也会涌动出一种气概感。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让我们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发展起来，让我们的财富更好地创造出来。
今天一定要把“蛋糕”丰富起来。因此，对于中国亿万富翁也好，十亿万富翁、百亿万富翁也罢，绝不要太夸张自己的财富。这一点财富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社会应该怀有敬意，绝不要自我膨胀，绝不要看成这就是终点。远远还不够！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求，和谐的构建，都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财富去解决。所以，慈善必须与财富的创造结合起来。
02 慈善要发自企业内心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都还不足够大，他们还需要再投资、再投入，还需要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财富支持，要有更多的投资和投入
《中国慈善家》：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个长期的任务，必须落实到经济结构调整上来。同样，经济结构调整也必须在微观主体上有生动体现，这是否也涉及到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这一关乎慈善的话题？
王忠明：你讲的是时代的大背景，中国的财富走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而且需要给出比较科学的引导。财富到底往哪里走？我不是反对慈善，反对捐赠，这些都要发自企业的内心，要企业家自然而然地捐。
其实，你根本不用着急。比尔•盖茨不做慈善他能做什么？巴菲特不做慈善他能做什么？他不裸捐他能怎么办？他一定要这么做的。这是一个规律，自然而然地，你如果不捐，别人会打你的主意，你早早地捐赠给社会，换来一生乃至世代的平安，这些道理都非常朴素，却也是颠扑不破的。作为中国的企业，你“不捐而捐”、“不裸而裸”，一定是这样，跑不掉的，这是财富的必然逻辑。不要着急，刚刚成长了没有多少天，就赶紧要搞这个赞助、那个捐赠，弄得不亦乐乎，这会影响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环境。环境越好，企业家捐赠的规模、积极性都会与之成正比。
《中国慈善家》：不过，如今慈善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和富人的内在需求了。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开始热衷慈善？这显然不能片面地从西方社会所谓“财富原罪救赎”的观念出发来理解。
王忠明：我对你的“内在需求说”并不否认。但从外部因素来看，现在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形成一种压力，时刻监督着企业行为，我想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要求企业感恩社会的同时，社会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良好的心态？
也就是说，要求企业做一定的慈善，显然是正常的，但是一个企业如果像比尔•盖茨那样受到社会足够理解的话，我想他的企业做得越大就越是社会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企业都还不足够大，他们还需要再投资、再投入，还需要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财富支持，要有更多的投资和投入，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就需要有一个分寸。假如说你现在就拥有一千万的总资产，全都捐赠出去，就一定是件至高无上的行为吗？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不是履行社会责任，而是放弃社会责任的行为。作为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给社会提供较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03 社会要对企业家感恩
在官本位思想还非常有市场的今天，在对企业家还没有足够的社会认知的今天，在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足够强大的今天，社会尤其要注意尽可能地尊重企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条件
《中国慈善家》：对企业和企业家而言，做好企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考虑捐献和做慈善，对吗？记得曾经在跟杨澜交流慈善话题时，她提到一个源于比尔•盖茨的观点：“慈善要趁早”。大意是，什么时候做慈善都不嫌晚，但越早开始越好。
王忠明：比尔•盖茨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重要不在于他裸捐，而在于他首先用他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乃至思维方式。这才是他最革命性的贡献。即使没有今天的裸捐，他也是伟大的。而对于中国今天的企业来讲，最重要的社会贡献，不是简单地搞捐赠和慈善。最大的捐赠和慈善，是把你的企业尽可能快地做大做强，当人们享受到你的优良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你已经在履行很好的社会责任了。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贡献。
《中国慈善家》：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自身企业的实际力量，做一些纯粹意义上的捐赠和慈善，履行更进一步的社会责任？
王忠明：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企业必须感恩社会，因为尽管在财富积累方面你的企业今天可能还不足够大，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社会的开放，没有员工的努力，供应方的支持，以及方方面面的合力，你的企业根本做不到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的，理所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慈善事业，来感恩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慈善家》：但是在今天，有迹象表明，我们社会似乎正在出现一种不好的偏向：你企业挣钱了，却不搞捐赠，或者我要你赞助一个事，你却不赞助，就把你定性为不履行社会责任。对此您如何看待？
王忠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无疑是对社会责任莫大的扭曲。其实，反观今天，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社会更应该感恩企业、感恩企业家。这种感恩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不是穷凶极恶，要他们把口袋的钱都掏出来，不是这个导向；而是希望把他们的钱用好，感谢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哪怕是不捐赠，也未必是罪人。因为，他们只要是在勤劳致富，在诚信致富，我们就应该感恩他们。企业做的越大，最终一定越是社会的。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依法纳税，就已经在做贡献了。所以我的理念是，哪怕是个卖酱牛肉的夫妻店，从拿到营业执照那一刻开始，从交易行为发生开始，已经在履行社会责任了。社会责任不是一个玄而又玄或者多么高尚的东西，而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您前面所一再强调的观点，是否可以这么归纳：企业应该对社会感恩，社会也应该对企业感恩并充分尊重和信任企业家？
王忠明：没错，尤其是在中国，在官本位思想还非常有市场的今天，在对企业家还没有足够的社会认知的今天，在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足够强大的今天，社会尤其要注意尽可能地尊重企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条件，包括不要让企业那么着急去捐款。不能停留在比谁捐赠的钱多，那样本身就误入歧途，本身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曲解。更多的社会责任是表现在从容不迫的行为之中的，把你眼下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而这是最根本最长远的社会责任。这样的社会责任是最难担当的，在某种意义上，比临时地捐赠一百万、一千万更困难。
04 最重要的是健康发展
我们不仅要向盖茨、巴菲特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法治环境方面创造出更多的条件，让中国企业家们脱颖而出。为什么我们只有中关村，而没有硅谷呢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富人们的慈善动因是丰富而多元的，这也正应和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价值和特殊制度环境吧？
王忠明：我是觉得，我们自身的文化环境，远远没有到真正有利于创富以及慈善良性发展的程度。试想，现在你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多难啊！有那么容易吗？他的诞生不是二三十年的产物，你要追溯到文艺复兴，追溯到更加久远的文化改造，否则，我们怎能允许一个好端端读着哈佛大学的人辍学呢？所以我们在体会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时候，确确实实要看到这种差异。面对比尔•盖茨、巴菲特，面对更多的国外慈善家，我们不仅要向他们个人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经济学、法治环境方面，创造出更多的条件，让中国企业家们脱颖而出。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只有中关村，而没有硅谷呢？我想，对此确确实实有很多可以思考的。
《中国慈善家》：不难发现，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多元化格局，这本身应该是我们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很难解答怎样的价值观才是最正确的价值观。尽管如此，今天有幸和您讨论这个有关企业家慈善的话题，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导向作为讨论成果，那就是如何让企业真正健康发展起来。
王忠明：我认为，任何一家好企业、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有很好的价值观支持的。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在即使相对狭义的慈善范畴里面造福人类。譬如说，比尔•盖茨50岁把他的钱全捐了，陈光标说他50岁以后还要考虑企业的发展，可能我们很难比较哪个价值观是惟一正确的，但这个价值观只要最终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它就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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