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良：2011年3月，新兴市场整体通胀同比增长6.1%，超过2009年初的水平，比2010年初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具体到地区而言，东欧上涨幅度大于拉美，拉美涨幅大于亚洲。面对与日俱增的通胀风险，相关新兴经济体央行普遍加息应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通胀也呈上升趋势，似乎形成一个全球性趋势。对此应全面看待：

　　第一，各经济体通胀虽存在差异，但输入性特点明显。比如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行业依赖大、巴西对金属矿业依赖度大、印度最易受食品价格的冲击，而中国通胀上升兼具上述三因素。一致的是，新兴经济体通胀都饱受输入性因素的影响。美联储奉行的QE2使得全球流动性泛滥，是本次通胀的重要推手。美元持续贬值，推动以黄金、原油、农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新一轮强劲上涨，全球范围内通胀压力上升，对初级产品需求旺盛的新兴经济体更是首当其冲。

　　第二，从传导路径上看。美国大量的货币投放后,有一部分留在了美国，但绝大部分流到了海外，特别是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受到重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吸引力增强，是全球资金的比较理想的流入地，新兴市场国家承受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以来，通胀有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因为新兴市场是发达国家初级商品和中低端制造品的供应来源，同时发达国家汇率相对新兴市场较大贬值，加剧本身的通胀形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通胀走高，与美国QE2政策、美元走软和通胀的跨国传导密切相关。

　　陆志明：就整个新兴市场来看，输入型压力无疑是当前通胀的主要原因。过剩流动性一方面集聚在国际大宗商品投机领域，大幅推高原油、工业原材料、食品等基础商品的国际价格；另一方面进入回报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证券、地产等资产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推高收入预期和物价压力。此外，也可能进入生产领域，扩大投资规模和产能，拉动对上游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在内外两个方面推高通胀压力。

　　鲁政委：我国目前几乎所有产品价格均在上涨，除需求拉动往外，更多具有供给约束造成价格上升的特征。与我国不完全相同，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代表性性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主要还是需求拉动的性质。当然，中国和他们都同时面临着输入性通胀和食品价格的上涨问题。

　　通胀向全球蔓延，当然需要更多从具有全球影响的因素中来寻找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下的大量投放，造成了以美元计值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普遍大幅上涨，从而造成CPI中食品和能源占比更高的新兴经济体显著的通胀。新兴经济体货币一般对美元缺乏足够的弹性，也是原因之一。

　　刘煜辉：新兴国家今天的通胀是过去40年全球经济模式运行至末端的副产品。近40年来，全球形成的“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

　　在这个供应链条上，全球经济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创造通货，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新兴国家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新兴国家也输出储蓄，所以美国得以保持极低的长期利率，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经济实现资产驱动型增长。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巨额的贸易。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明确说就是，新兴国家如果不愿意紧缩和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就等于扩充容纳廉价美元通货的战略空间，致使资产通胀一发而不可收，未来将失去“软着陆”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控制不住通胀，美国的“量宽”也就停不下来。

　　2 硬着陆风险几何？

　　上海证券报：都说新兴经济体是新的发展引擎，这个引擎会因为通胀而自身难保吗？

　　刘煜辉：这要看看新兴国家敢不敢主动从这个链条上脱钩，即对国内经济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这可能要忍受调整的阵痛，但能赢得经济“软着陆”的机会。这个是有历史先例的。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阵痛，韩国经济是不会在1998到2001，三年内脱胎换骨的。

　　未来新兴经济体因高通胀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要显著大于西方国家债务崩溃的危机，这个话是我讲的。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实际利率均为负。这可能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危机后的三年全球央行释放出的天量通货所致通货膨胀总得有个终曲。

　　发达经济体处于通胀的末端。高失业率抑制着其工资的升幅，平均每小时工资的增长率不出现拐头，工资—通胀的螺旋上涨通道形成很慢。发达经济体今天的通胀皆因外部世界的传导，新兴经济体的高通胀正通过货币升值和国际贸易在向西方传递。所以，处于通胀链条前端的新兴国家突然坠落，或许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新兴经济体的硬着陆可以降低商品价格和美国的通胀压力，资金回流将弥补美国公共部门的巨额融资缺口。

　　过去两年中，中国的货币量增长了52.7%，而名义经济总量只增长了26.7%，整整超出一倍。中国投入在有形资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资本泛滥成灾。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具备了未来某个时点大幅减速的可能。投资回报率的直线坠落将抹平人民币汇率的洼地。所以中国要加一百二十个的小心。

　　鲁政委：目前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的确是未来需要面对的一种挑战。但是，我并不认为其将会走到足以令新兴经济自身难保的程度。因为：

　　第一，新兴经济体对通胀的严峻形势已有充分估计，并开始采取切实措施来抑制通胀，这使得通胀失控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第二，美国经济仍在复苏之中，其CPI和核心CPI都已进入上升通道，无论是否加息，持续升高的美国国内通胀，在未来都将使美元走强，从而构成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抑制。

　　所以，认为通胀会导致新兴经济体“硬着陆”显然过于悲观。我反倒担心随着美联储进入持续加息周期、美元进入持续反弹周期，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外流那时可能诱发的硬着陆。对于我国来说，同样需要关注这种风险，或者一旦其他新兴经济出现问题可能对我国的传染，而目前普遍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太多，应该更多投资商品、股票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可以看作是一种过度自信下的轻视未来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的危险征兆。

　　宗良：新兴经济体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力，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发达市场低迷复苏、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态势。

　　通胀会否导致新兴经济体硬着陆应分具体情况看，对于印度和巴西等同时具备贸易逆差、通胀较高、产能已充分利用等特征的国家而言，可能因通胀的困扰、资本流向快速逆转而面临硬着陆的风险。如印度、巴西2010年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000亿和700亿美元左右。一旦通胀失控、经济恶化，资本快速流出，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将加大。

　　从目前情况看，发达经济体经济短期内难有明显起色，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高的吸引力，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长期增长前景仍然看好。特别是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相对较小。因为东亚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高，产能还未充分利用，并且存在大量的贸易盈余，具备应对通胀的物质基础。同时，还具备通过汇率加速升值、资本流动管控和行政手段控制通胀的余地。对中国而言，由于目前对新兴市场出口依赖日益提高，应高度关注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硬着陆的风险。

　　陆志明：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面临着高通胀的压力，不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中国都必须坚持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优先治理通胀的政策方向。事实上，一季度国内GDP增速高达9.7%，而十二五规划预期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经济存在过热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治理通胀有利于为经济体降温，从而在适度的经济增速下推动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上海证券报：您觉得新兴经济体通胀形势是否还会整体继续呈现加剧的态势？

　　宗良：应该说新兴经济体通胀形势在未来一个时期的通胀仍比较严重。主要是由于目前国际油价和粮价都处于高位，且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总需求较为旺盛。尤其近期以来，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这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年度通胀率由2月的2.4%上升到3月的2.6%,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大大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所设定的2%的警戒线。美国也面临通胀压力，3月份的通胀率已经上升到2.7%。但也应看到，未来压力正在减小，尤其美国经济状况好转，进一步实施QE3的可能已较小，且今年底明年初还有可能加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可望减缓，未来将出现缓和趋势。

　　鲁政委：应该说，在未来2-3季度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仍可能继续维持高位甚至出现上升，这种情况将迫使新兴经济体继续紧缩，从而令其自身增速放缓，并进而使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但这种放缓应该是温和的，对于控制通胀也是有益的。

　　陆志明：从目前全球整体的通胀状况来看，除日本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未来国际通胀压力更可能会出现震荡调整的态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发达国家政府也意识到高通胀对经济复苏逐渐构成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也表示了对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忧，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认为国际大宗商品降温有助于经济更好的复苏。这表明目前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抵制通胀，发达国家也同样不能例外。二是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美国QE2到期之后推出QE3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欧洲央行加息之后货币政策走向基本偏向中性。美元贬值与流动性过剩推动的大宗商品热潮可能退烧。三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持续紧缩，并采取资本管制与外汇干预等措施抑制通胀。

　　3 收紧步伐不够快？

　　上海证券报：IMF近日发布报告称，基于强劲增长的现状，新兴经济体收紧政策的步伐还不够快，您怎么看待新兴经济体目前所采取的收紧措施，及其应对通胀的举措可能带来的风险？

　　陆志明：IMF4月末发布的《亚太经济展望》认为：在中国、韩国和印度等经济体，实际利率总体上仍为负，因此面临广泛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经济体需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的偏颇，一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考虑滞后性效应。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自2010年起就已经开始进入加息周期，不同国家通胀压力大小与滞后期的长短与本国实际经济结构相关，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仅根据目前的通胀压力一味紧缩政策，那么未来的滞后效应将会非常显著，并且有可能引发经济“硬着陆”。二是新兴经济体本身就属于经济增速较高的类型，不能简单地以增速快慢作为标准来判断紧缩政策力度不够。由于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资源丰富等固有的高增速因素存在，新兴经济体的充分就业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况且在不同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有很大的差异。以经济增速仍较高作为紧缩力度不够的原因容易导致过度紧缩调整，反而可能造成经济“硬着陆”。三是新兴经济体此轮通胀的一个共同点是外部输入性。这也意味着仅靠国内紧缩政策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如果一味压低国内经济增速，通过降低总需求来抑制通胀，可能未必会降低通胀，同时也影响到国内经济稳定，从而导致“滞涨”的风险。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仍应坚持在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实施通胀优先治理的政策方向。不应受到外部发达国家的影响，随意改变既定的政策措施。否则，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

　　宗良：新兴经济体目前已出现经济过热苗头，目前其经济增速达到6.5%至7%时，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初步迹象。近期，IMF对新兴经济体通胀十分关注，一直在警告警惕物价压力风险。新兴经济体尤其易受粮价和油价冲击，因为这些经济体中的大多数家庭在粮食和交通上的消费占比较高。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央行加息的幅度尚未跟上通胀的步伐，负利率现象持续存在，新兴经济体还会有一定的紧缩空间。

　　总体来说，在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决策者在采取连续性激进紧缩措施，必须注意节奏，避免在采取紧缩措施时过急、过猛，过于紧缩的政策是不利的，需全面平衡各方面的风险。

　　刘煜辉：这些国家未来的宏观稳定越来越悬系在外部条件的变化（具体讲就是美国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上。这是一个危险的状态。

　　一旦国内失衡达到严重程度，在改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方面拖延的时间越长，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是有历史先例的。

　　鲁政委：在我看来，新兴经济体目前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可能使通胀回落略慢，但应该已不至于令通胀失控。

　　4 多路径治理通胀

　　上海证券报：除了加息这一目前被最普遍用来对抗通胀的货币工具外，您觉得新兴经济体还可以做些什么应对当前通胀的局面以及硬着陆的风险，新兴经济体之间是否可以达成某些默契，更好地应对？

　　鲁政委：在控制通胀方面，加息是必须的手段。在加息的同时，还要切实收紧流动性，尤其是要控制好银行信贷，避免经济主体杠杆继续扩大。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加强政策的协调性相当有必要，具体来说：第一，本币要对美元同步升值；第二，要在G20平台上对美元采取一致的立场，敦促美国对美元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全球经济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第三，同步紧缩也有利于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宗良：新兴经济体可能会进一步加息。但不能仅靠加息，需要采取多种手段，统筹安排，甚至不排除必要时实行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防范金融风险。

　　首先，应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保持财政的稳健、国际收支的平衡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提高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其次，加强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尤其是短期投机资本的管理和监督，防止资金大进大出对经济的破坏性冲击。第三，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敦促美国保持货币汇率稳定，避免发达经济体退出政策的不确定性引发国际资本套利。最后，新兴经济体之间应该可以达成某些默契，可考虑逐步改变国际交易中过分依赖美元的局面，探索双边结算中使用本币、逐步改变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减少美元的使用，加强货币协调，协调一致，避免相互指责。

　　陆志明：从理论上来说，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确可以通过达成双边或者多边协议，这样的协作关系很难起到真正作用。如巴西虽然受到高通胀影响，但其铁矿石出口却受惠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难通过相互协议让其以低价出售给其他国家。

　　刘煜辉：实现一个积极地正的真实利率水平是首要的目标，这个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做的很多。比如纠正其扭曲的价格体系，还资源配置权予市场；减税以培育中产阶级，增加社会的公平。国有资本战略性撤退，激发私人部门创新型和价值型增长，提高就业。无论未来再平衡的路径如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再以家庭财富的转移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了，要让财富尽快地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这是新兴经济体投资型经济转为消费型经济的关键。这种转变，无论是对新兴经济，还是对美国，都是正向积极的。

(责任编辑：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