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黄金模式终结 将成联储加息蝴蝶翅膀

　　新锐新论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今天新兴国家面临的水深火热的通胀，是过去40年全球经济模式运行至末端的副产品。近40年来，全球形成的“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的方式运行，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

　　在这条供应链上，全球经济被清晰地划分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其极发达的金融系统创造通货，为全球配置资源，由于新兴国家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新兴国家也输出储蓄，所以美国得以保持极低的长期利率，股市、楼市上升使得美国经济实现资产驱动型增长。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承接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最现实的好处，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强劲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

　　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模式运行的理想状态是，美元创造的货币通胀和资产通胀能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是物价不能通胀。所以它需要一个对冲，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为了最佳的通缩输出点。危机前三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新兴地区的人工成本与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多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几乎垄断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部分要素和资源。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随着资本密集化程度急升，意味着资本劳动比下降，国内收入形不成购买力才能极大地满足美国家庭的消费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是，中国又是有着资源和能源瓶颈的国家，无法对冲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的价格虽然可以通过压制劳工的报酬和牺牲环境的代价而缓慢上涨，但产能的扩张却推动着油价和资源价格飙升。而美国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油价事实上构成了物价通胀的核心。

　　尽管中国在供给通缩的角色上做得很好，但黄金模式终究还是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儿：油价受不了。2004年1月-2006年7月，油价从每桶30美元飙升至75美元，涨幅达到了150％，触发了美联储随后的17次加息，以后就是2007年次贷泡沫破裂。危机是对以上模式的最后的总结。

　　虽然全球经济受到金融海啸的短暂冲击，成本一度大幅下降，但在全球央行输出的海量通货下，很快价格复原并超出，说明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再续了，其中的中国已经不堪重负，无法再为全球补贴价格了。2003年中国先失去的是廉价资源，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无法应付出口需求和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而成为了国际大宗原料市场的超级买家。2007年起中国劳动成本优势渐失去，不少新兴国家劳动力比中国便宜。2010年起，廉价土地优势亦失去了。今天浸泡在洼地之中的每一项人民币资产都能轻易地捏出大把的水分。

　　今天的新兴国家对于通胀和泡沫所累积的危机势能近乎迟钝，政策迟缓而绥靖，受到旧的利益格局的强烈牵引，旧的模式惯性很强。这些国家未来的宏观稳定越来越悬系在外部条件的变化（具体讲主要是美国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上。这是一种危险的状态。

　　而外部条件的改变，或也是由中国自身所触发。

　　高通胀的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致力于提高出口价格。这种战略很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可以实现价格提升。

　　尽管地方政府会抗拒提价策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但是他们现在负债缠身，地方政府补贴出口生产的空间越来越小。

　　中国角色的转换（从通缩输出者转变为通胀的最终输出者），最终将成为美联储加息的“蝴蝶的翅膀”。

　　新的一轮危机说快也快。但中国的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实现一个积极的正的真实利率水平是首要的目标，这个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做的很多。特别是供给面的改革。

　　比如改革其政府主导经济的体系，纠正其扭曲的价格体系，还资源配置权予市场，实现一个真实的、合理的资本利得水平，来抑制资源错配的投资和资产泡沫发生。

　　减税以培育中产阶级，增加社会的公平。

　　国有资本做战略性撤退，激发私人部门创新型和价值型增长，提高就业，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无论未来再平衡的路径如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再以家庭财富的转移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了，要让财富尽快地迅速地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这是新兴经济体投资型经济转为消费型经济的关键。

　　这种转变，无论是对新兴经济自身，还是对美国经济来说，都是正向和积极的。

　　如果不断增长的消费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相应下降，那么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券的供应也将随着中国的购买量一同减少。

　　我想，这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