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贿了”是对专业反腐的有益补充

　　6月20日，在北京市检察机关2011年“举报宣传周”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对国内近期出现的“我行贿了”之类民间反腐网站谈了“自己的看法”。

　　《京华时报》报道说，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张京宏表示，网上收集举报线索需要规范。如果线索不属实，会对被举报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举报线索在网上公布，容易打草惊蛇，给下一步查办工作带来影响。

　　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罗守梁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合法的，检察院统一受理公民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举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全体公民应相信检察机关，与腐败作斗争必须在法制环境内进行，不能说任何一个公民或组织就能从事这样的活动，这是不严肃的。

　　上述表态被解读成北京检方认为“我行贿了”网站违法。笔者以为其中存在语境上的误读：检察院作为专业打击腐败的司法机关，与民间曝光腐败行为的网站相比，在权力来源、职能、行为模式方面都不相同，两者之间不能相互否定。

　　首先，检察院在反腐方面不可能一肩独挑，民间的反腐声音是必需的。

　　罗处长称“检察院统一受理公民对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举报，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据笔者理解这里的“明文规定”应是指2009年最高检公布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其中对检察院如何审查、分流、交办举报线索，有较详细的规定。虽然检察院职司追究官员腐败，但这不是说检察院可包办所有反腐工作，更不代表检察院体系之外的其他反腐就是“不合法”的。

　　从金额上说，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受贿罪，受贿金额一般要达到5000元以上。而且，检察院职司反腐是针对国家机关人员的腐败，而民间网站反腐是反广义的“腐败”，比如做手术要给医生发红包，考驾照要请教练吃饭，家长要给教师送礼等等。有这些吃拿卡要行为的人并不是官员。

　　一方面，这些身边腐败行为，从金额、从主体上看，未必构成刑事犯罪，检察院本来就不可能受理这样的举报。另一方面，普通人在住院、上学、办证、验车等日常生活中饱受这种腐败困扰，对这样的日常腐败，民间应该有一个谴责的平台。难不成我们还得忍受吴思所说的，传统时代胥吏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所以，“我行贿了”之类的民间反腐平台是对检察院反腐工作的有益补充。

　　其次，检方担心“线索不属实，会对被举报人造成负面影响”，这一问题的确客观存在，但不能因噎废食。公民的言论权、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不能因为在通过“我行贿了”这种网站行使这些权利时可能存在诽谤，就否定此类网站的舆论监督意义。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相关网站只有在被告知侵权的情况下拒不删除，才构成侵权，且还只是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我行贿了”之类的网站最多也只是承担民事责任，何来“不合法”一说？

　　国内的“我行贿了”网站是山寨印度的反腐网站。“我行贿了”这话在印度语境里是怎么样的且不说，单就中国的国情来讲，“我行贿了”比“我控诉”的提法更能让国人产生共鸣，是因为“我行贿了”表达的是民间对腐败行为的愤慨、无奈，无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间对现实反腐渠道的失望。

　　正如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教授所指出的：民间反腐网站的出现，给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了醒，对于老百姓的举报，有关反贪部门要做到积极回复，检查结果要及时通报，用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尊严。

　　虽然笔者坚定地认为，北京检方认为“我行贿了”之类网站不合法的意见属于误读，但奇怪的是，那几个才红火了一周的中国版“我行贿了”网站均无法登录了。有的据说是在备案，实际上没有被封杀。别让“我行贿了”成为传说，民间的意见才能被打捞，公众对反腐才更有信心。

　　作者：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