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称 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加大棒

　　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要从2010年的4%左右提高到8%左右。

　　这一倍增计划并不容易实现。

　　“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如是表示。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这是经济结构转型在现实中遇到的一系列系统性问题，需要政府的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做出对应性调整。

　　因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薛澜曾于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上，就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为中央政治局做了专门讲解。

　　削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是正常的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阶段？

　　薛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抓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战略。就所确定的7个重点发展行业来看，既然是新兴产业，那么肯定还不是成熟的阶段。恰恰是因为处于发展前期，所以要极早地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到真正这些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再想去抓就已经晚了。在这一点上，国家有意识地提前布局，也是为未来十年、二十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21世纪》：前不久路透社报道，中国可能要削减“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规模，其中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中的高铁技术和新能源中的风电，对此你如何看待？

　　薛澜：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早期，国家需要做的是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有时候，会给一些新兴产业，如电动车企业一些补贴，通过这种激励解决市场失灵的部分，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投资规模要适当调整，这可能会影响到某些行业的规模，这是正常的，比如高铁。在我看来，前一段高铁发展得非常迅猛，让人想起当年航空机场建设热潮时的情景。高铁这种新的交通方式，它的运行模式、市场需求等都需要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如何从整体上考虑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未来交通的需求，把铁路、航空和公路这三种交通方式统筹规划。现在铁路、高铁和公路各自搞一套，各自为政，其中蕴含着不协调和浪费建设的问题。

　　地方政府“贪大求全”

　　《21世纪》：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劲头很足，在这种热火朝天的局面背后存在哪些问题？

　　薛澜：我在调研中发现，地方积极性很高，不少省市希望7个产业都做。不同省市的实际条件不同，但做出的产业选择却相似，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有一些产业需要特殊的资源或者政策，假如不顾自身实际条件，什么产业都发展，最后只能陷入地区间的盲目建设和低水平竞争。所以，我认为地方政府要遵从市场的规律。

　　在趋同化之外，我还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标榜要打造百亿千亿级产业园。这种对产业规模的过度强调，实际上偏离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创新为基础的本质。规模不等于创新，创新还是要回归到技术上。千万不能再犯早期我们搞新技术园区时的错误，一些产业名义上叫高新技术企业，但它只是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端，最后的产品可能卖出去了，但只是依靠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廉价的资源和高能源消耗。

　　还有一点，现在很多地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有点狭隘，尽管7大产业主要是制造业，但对此的理解不能局限在制造性，我们讲产业结构调整，其实也蕴含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要特别培养一些与之相关的现代服务业。这是不少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非常欠缺的部分。

　　打击坏创新，鼓励好创新

　　《21世纪》：在地方层面，是否存在一些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薛澜：目前，不少管理制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不匹配。 比如，在土地方面，不少企业到一个地方去发展制造业，土地的价格就很便宜，而相反研发类的企业土地的价格就很高，这种现象需要在体制上理顺。税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21世纪》：你前面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最核心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而目前地方政府追求规模增长而不是创新发展，那么应当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薛澜：我们现在谈创新，在社会规制上做得不够，使得企业缺少创新的动力。所谓社会规制，包括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安全生产标准、建筑节能标准等的执行。政府在履行对这些问题的监管上做得不够，对很多不良行为，比如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没有实行坚决地打击，让企业觉得违法成本很低，赚钱很容易，他们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毕竟，创新需要投入，风险也很高，对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既然各种糟糕的“变通式创新”，成本很低，那么企业为什么要去花费更多成本，走良性创新之路呢？

　　所以，只有打击坏的创新，才能鼓励好的创新。原来讲鼓励创新，老是给各种刺激和鼓励，胡萝卜给的很多，但是对不良行为需要给予大棒伺候，光有胡萝卜是无法真正创新的，必须采取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的措施。

　　《21世纪》：如何提高社会监管的水平，使得大棒政策更为有效？

　　薛澜：首先需要把社会监管提高到战略的层面来对待，而不是运动式的监管，要把基本的制度建立起来。

　　其次，提高监管的法治水平，一方面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更应严格执行，尽管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执法的成本会非常高，需要大量的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但这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如果不做，未来付出的成本更高。

　　再次，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还必须充分动员整个社会和民间组织行使监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