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财富不是罪恶 中国现在缺少托尔斯泰式的人

我们的社会财富正在不断积累，但同时人文失落、精神迷失的现象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席卷，曾有过关于人文精神反思的讨论。近20年过去了，不断累积的社会财富，对道德、人文精神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的地步。日前，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财富·精神”论坛，20多位学者作家热烈讨论财富与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报把参与论坛专家的意见整理刊发，供大家参考。

　　●整理：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宾：张文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 炜（作家）

　　严 峰（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

　　李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阎连科（作家）

　　苏永延（厦门大学副教授）

　　解放观点：财富的增长，难道必然伴随人文精神的衰弱吗？

　　张文江：财富和精神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放弃精神追求的人固然走不远，可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我有一个告诫：千万不要看轻财富的作用。人生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理解两者的关系，过早否定财富的作用，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甚至成为贪图财富的人。

　　古罗马有一位著名哲学家普罗提诺，当时的达官贵人在临死前，很多都把自己的孩子和财产托付给他，相信他是圣洁如神的监护人。普罗提诺说，只要他们没对哲学产生兴趣，他们的财产和收入就必须安全保管。反过来，如果真正对哲学有所心得，财富的重要性就减轻了。据记载，苏格拉底有一回走过市场，感慨道：“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

　　倾向于精神的人，可能是因为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财富，如果有更大的诱惑，他或许抗拒不了。而倾向于财富的人，可能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精神，终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再多的财富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人分为三种：追求利益的人，追求荣誉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一个有品质的人，只有追求第三种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但这个期间他也需要回过头来关注第一、第二种。即使是追求财富，他也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只是他的方式可能需要调整。

　　解放观点：如果问题不在于财富本身，那么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张汝伦：我担心，钱成了 “通吃”的价值标准。现在很多收藏家，上亿的东西拍回家，他不说这是美，这是钱！如果一个画家的画在国际拍卖行拍得最高，他就是最好的。将来的美学家很可能是用拍卖行的身价来决定审美判断。

　　财富不是什么罪恶，我担心的是现代生活的制度化和简单性，似乎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合理，其他都不合理。这条脉络之下，所有资源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好像“理性”的人都应该走这一条路。所幸是还有人逆向而行。一个西北来的学生明确对我说，毕业之后要去做农民。我说很好啊，中国现在就缺少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

　　张炜：战国时的齐国和秦国是两个最强的国家，不止一个学者感慨：如果是齐国统一中国，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包括经济史和文化史，或许都要重写。

　　与秦国的商鞅变法相对应，齐国的管仲被誉为千古良相。实际上荀子就批评管子“立功不立义”，管仲使齐国非常强大，也造成了齐国不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他把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欲望主义的按键按了下去。

　　管仲为了强盛，不择手段地让齐国破坏环境，在短时期内达到了最高峰。孔子到齐国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当年天下人到临淄，就跟今天农村人到曼哈顿一样，无论是文化、经济、社会时尚，都令人震撼。正是管仲，把人最基本的原欲调动起来。如果经商，有四大车以上的货物，齐国会帮商人配上妓女、草料、住宿费。秦国恰恰相反，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农业立国，严刑峻法。

　　苏秦对临淄街头的描绘，有“举袂成幕，挥汗如雨”之说。然而繁荣的背后，是市民被污染了，精英被腐蚀了。它的命运，在管仲立功不立义，按下欲望之键时，就难以逆转。

　　解放观点：造成物质至上大行其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严峰：可能是对安全感的渴望，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曾有过极富安全感的时代，但我并不想回去。那时恰恰是因为还没有建立对安全的期待。当时的人几乎没有财产可言，不害怕失去。但是今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种安全感缺失，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了一点财产。

　　我父亲没有上过大学，就读到初二，但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对物质的需求降到了最低。实在很难想象，我的爷爷以前是北洋军阀时代的一名将领，但家里的一大半子女跑到了解放区，姑妈、姑姑、父亲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能不能再重建这样一种精神？

　　王晓明：试析一下现代人的成长过程：小学到中学十年里，面对最大权威家长和老师，小孩只有服从。十年服从下来，他的脑海会有两个很深的印象，第一就是 “我不能够决定我自己，得听别人的安排”，第二是“为了权威告诉我的将来过上好日子，我必须把现在想要的所有东西，游戏、玩乐、睡懒觉等，都放弃和压抑”。

　　小孩考进了大学后，到三四年级，求职压力就来了。他只要去人才市场转两圈，就知道现实社会中，有人脉关系还是非常占据优势的。小孩顺利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后，他越努力，就越发现资源分配是倾斜的。当他看上一个女孩子，想要“裸婚”，坚持奋斗，但也就像电视剧一样，波折接踵而来，此路未必行得通。

　　从小学开始到三十岁，人生经验告诉他：人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超越现实利益的价值关系、情感体验越来越少。这时候，还要求他们坚持伦理底线、保持强烈的道德感，真的非常难。

　　解放观点：近年来，国学热、历史热似乎表明，人们内心深处对人生意义产生了渴求。究竟该怎么做，才能为财富的未来指出方向？

　　李鹏程：自从有了“财富”这一现象，人类就在不断地批判，财富生产史就是一部财富批判史。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更深入一点？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是人性两个极端，哪个都不可取。人要过正常的生活，就要在两者之间寻找适合的度。怎样才能找到呢？在于自我意识建构，修养心性。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要寻找正确处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富和精神的恰当的“度”。

　　李建军：扎米亚金讲文学有“大文学”和“小文学”，“小文学”是一厘米的文学，而“大文学”是一千米、百万米的文学。艺术家的工作是要追求百万米的文学。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保卫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力量。这样的大话现在大家都不讲，文学成了写身体、写自我欲望的私人写作。

　　不理解司马迁的抱负，就不算明白 《史记》。司马迁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对所处的境遇充满绝望，却对自己死后的世界怀抱急切的热望，所以他有许多历史中提炼出来的肺腑之言，要告诉世人，希望人类将来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司马迁讲，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一切人类的道德秩序、文明生活从财富开始，但财富不是充分条件。当财富和道义发生冲突，我们选择什么？有很多的文学经验可供效法，比如巴尔扎克，抨击整个欧洲资本主义转型期的拜金倾向。

　　人很容易过庸俗的生活，而获得教养却充满坎坷，所谓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要好不能够，要歹立时就”。培养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教养，使人们对庸俗的生活产生恐惧，这才是文学应该起的作用。

　　阎连科：我们知道文学是什么样子，但不知道一个作家是什么样子，怎么生活。作家的身影和声音相当模糊。

　　前段时间我见到了茅以升基金会的秘书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姑娘。她原来是索尼公司的推销员，到各个电视台解释机器怎么用。她说当时一年可挣三五十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很大的数字。但现在她和丈夫两个人在基金会工作，还办了一个保姆学校，让我佩服。

　　我们在这儿谈精神、财富，从来没想过我们要做什么事、什么人。她非常清楚。作家不做好人也能写出好文章，但一个作家、学者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真的未必清楚。

　　苏永延：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奇妙结合，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卢新华老师的《财富如水》，提供了三种建议。一是“去执”之心。就是富后何为？陈嘉庚“卖掉大厦建厦大”，就是 “达则兼济天下”的典型。二是“同体大悲”。对一切生命都带有慈善、悲悯的情怀。三是敬畏和反省。“敬畏”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传统文化说，做事要“顺天”，“顺时”，不得“逆天而行”，包含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张汝伦老师说人是唯理智的，就是西方常常说的“经济人理性”，总是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但其实“经济人”的概念是虚幻的，因为它缺掉了人和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联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情感关系。所以我们在经济伦理的建设方面，重提“经济人”，会重蹈西方的覆辙。

　　大海是日日增加而不见其多，日日减损而不见其少，代表了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经济发展中的可持续性，不断循回。大自然虽然不言，但它给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