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吴庆：下半年谈一谈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做上下半场区分，有一个逻辑链条的关系。上半场我讲国际间的失衡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出现通胀，直到中国和国外的贸易达到平衡的状态。下半场讲一些中国国内推动通胀的一些机制，作为机制上的分
我还是认为成本推动是现在通胀的演变路径。杨老师已经仔细看过我要讲的这个材料。我这里简单讲一讲。货币发出来以后并没有马上推动所有价格上涨，先是推动资源类价格上涨，煤炭、石油、金属、粮食，大宗产品，还有就是房地产，小的东西邮票很容易炒作，因为供应量不能增加的。价格上涨从产业链前端向后传递。
这里头涉及一个政策问题：央行是不是只关注CPI就行了，或者它还要关注更多的价格。具体来说，大宗产品的价格是否关注，房地产价格是否关注。我的看法是：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所有的价格，即便他的最终目标是CPI，由于别的价格会向CPI传递，所以也应该关注别的价格。别的价格是CPI的一个提前判断，传到CPI已经是最后一环。书里有一篇文章可供参考，题目是《看见通胀再加息，晚矣》。
还有一个推论。那就是只要前端价格比后端价格高，而且在持续升高，可以有把握预言CPI还会继续上涨。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分很多个类别，从产业链前段一直分布到后端，因此这个推论可以被检验。到现在位置，这个推论都是对的。
我们看这一轮通胀传递过程的时候，看到一个成本推动的传递过程。如果深入追究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发现还是货币推动的。不过价格没有齐步走，只是有先有后来涨。
还有一个推论，这个传递传到哪一个环节传到哪个产业链，那个产业链就会感到难受。如果是竞争性的行业，价格上涨但是又不敢随便涨价。竞争性行业里的企业一涨价，就意味着市场份额的丢失。
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里面没有进步，却有一个大的退步。我们现在货币政策回到1995年改革之前，这是根据周小川的讲话做出的判断。1995年有了一个《人们银行法》。《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什么、手段是什么。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以稳定币值的手段来促成什么什么，这是我们法里面写的。这个表述意味着稳定币值是第一位的。
在周小川09年底讲话里面货币政策要追求多个目标综合平衡。人民银行行长讲话违反《人民银行法》，这是一个和严重的问题，表示货币政策目标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退步。从货币政策目标来看，我们已经回到了95年之前。
从货币政策工具上看，也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人民银行法》规定，未来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三个，别的没有提。周小川在同一个讲话里说货币政策工具多多益善，有些工具现在用不着，但是也要保留，以备将来之需。这同样表明1995年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改革目标已经被放弃。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非常重要。90年代早期，货币政策独立性还曾经上升过。第一，央行独立于财政；第二，央行独立于地方政府，不再直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独立性下降。其一是因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出现，委员会里面央行占比很小，其他的部委的委员太多。其二是“一行三会”以联席会议的方式重新关联在一起。货币政策独立于监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03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了这种协调机制以后，又把监管和货币政策连在一起了，实际上这种连接得越紧密，对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既然货币政策由政府来做决定，政府倾向性很重要，我们政府有什么倾向？特点之一是既不能容忍低增长，似乎也不容忍高通胀。增长我们是有底线，本来保8，十二五说保7，基本上是可信的。但是我们政府正在破坏自己在通胀方面的信用。看起来是在管理通胀预期，而不是在管理通胀，这件事情如果成为惯例的话，最后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第二大特点，政府掌控的资源尚能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短期是没有问题的，鲁比尼说2013年中国经济要崩溃这种言论我个人是不相信的。中国经济维持短期的增长没有问题，用现在的手段就能做得到，了不起再来个几万亿的经济刺激，我们政府买得起单。但是买单成本很高，上一个十万亿贷款四万亿财政，最后损失有可能两万亿以上。再来一次四万亿力度恐怕不如前一个四万亿力度够了。后面可能6万亿，再一次可能9万亿，而且每一次损失还要增大。总有一天我们政府的力量和手里掌握的资源不够这么做下去。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决策者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推进结构方面的改革和体制的转轨。也就是说面对短期和长期这两个工具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定选长期工具。这并不是在批评我们政府，实际上有很多政府都会这样倾向于用短期的工具来解决问题。因为短期的工具总是最熟练的东西，而长期的选择每次只用一次，上次转轨的经验到现在可能就不太用得上了。这个可能是规避风险的一种自然的选择。
但是，只要不迈出这一步，不选择长期的工具，中国经济还得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面对两难选择，而且能选的空间越来越窄，我称它为“中国特色的滞胀”。要摆脱这种矛盾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放下短期政策，启动长期政策，推动经济转轨。
转轨的关键是约束政府的权和力。吴敬琏先生本周在国际经济学会的开幕式上提出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半指令、半市场”经济体（Semi-command market economy）。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中肯。中国没有过计划经济，中国三十年前的改革起点是指令经济。在当前的中间状态里面，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计成本。短期来说应对每一个外国冲击，包括08年这样严重的冲击，我们力量都很强，我们都做得比别人好，但是从一个长期来讲的话，因为你不计成本，最后你的经济绩效就会很糟糕。
需要转变的话就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关于顶层设计领域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现在连吴敬琏先生也在讲我们改革实际上在倒退，其实我讲的比他还要早一点。我们金融领域改革的倒退前几年已经很明显了。吴敬琏先生十年前出了一本书，书名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现在还在“大关”面前，甚至还远了一点。所以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倒退呢？顶层设计要从思想解放和理论争鸣开始，要有大胆讨论有各种思想碰撞。
最后讲一点我们现在面临的机遇和风险。我们承认所有的政府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都会犹豫，都会追求低风险。尽管如此，我们理解政府的选择但是这种犹豫，这种推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时间。因为转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启动了一个按纽以后要等待一些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但是如果这个决定来得太晚，有可能来不及。所以，如果还有能力呼吁的话，我们就呼吁一句话：胆子大一点，启动得早一点，中国经济的长期风险就会小一点。
我原本给自己的书写过一段序言，可惜最终没有放进书里。其中一段可以拿出来讲一讲。
中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考虑国内的需求和国内的供给，没有考虑进出口那一块。这种状况是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道路以后，中国为什么走上这条路，是中国体制约束的。我回顾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发现发生过两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一次是70年代初，中日建交然后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封闭道路走上了进口替代道路。这说明出口导向道路原本不是非走不可，也不是历史的首选。那个时候中国走不了出口导向道路，因为国内许多物资都严重短缺，国内的需求远远大于国内供给。
后来怎么样彻底走上出口导向型的？很简单，1989年的一件事，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再也借不着足够多的钱来维持进口替代了。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进口替代道路就已经走到头了。可是，中国直到1994年才开始全面走向出口导向型。也就是说，中国上一次经济转型滞后了四、五年时间。
我们从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政府在上一次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也是拖延到最后一步。1992年开始经济膨胀，当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意味着外汇枯竭，与1997年的泰国相似。这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改走出口导向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中国在出口导向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到了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拖延可以理解，但是至少不要人为地阻挡市场力量自发推动的经济转型。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么做着。做到什么时候？肯定做到最后做不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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