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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经典封面文章:食链乌托邦

2011年08月08日11:58

  向着太阳,打药

  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阳光直射在刘培胜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

  大里罕村在大部分事情上自给自足,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交换几乎全无。10年前,无节制的农药喷洒令这里的棉田变成有毒的土地,每年收获的时候,收棉站留下了棉花,将棉籽榨成黑色的油卖给村民。

  生于此、死于此,土地是农民的全部。像是一种逃离不了的宿命,尽管村民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但几乎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的亲戚。

  大里罕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七级镇。根据当地口耳相承的传说,这个镇的名字可以远溯唐朝。

  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曾在此地落难并为乡民搭救,后来做了唐太宗特旨褒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自己种的,没打药”

  刘培胜和妻子宋化胄是大里罕村的村民,他们种了12亩棉花,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读大学,学校位于延庆县,叫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她还有一个女儿。

  “这是我姐的女儿,我替她养,她没了。”宋化胄说,没了就是去世的意思。

  11年前,宋化胄的姐姐宋陆盈40岁,她经常觉得吞咽东西时,会在喉咙的地方卡一下。等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是食道癌晚期。家里人带着她去石家庄肿瘤医院做了确诊,知道没法救,就回家了。每天吃吃药、输输液。半年后,彻底不能吃饭,饿死了。

  宋陆盈有3个孩子,都是女孩,她去世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只有13岁。在去世之前,宋陆盈把最小的女儿托付给了宋化胄,“我身体不好,你先帮我带带她。等我病好了,再接她回去。”整个托孤的过程只有这一句话。

  “她心里明白她好不了,说这个话,就是把孩子给我了。”宋化胄说:“她丈夫一人管3个孩子,管不过来。

  他也是个干地里活的,还有他妈要养,养不起3个孩子。”宋陆盈的另外两个女儿,一直跟着爸爸。

  “这个女孩叫刘青波,正好也姓刘。”刘培胜说。

  刘青波来他们家的时候,只有7岁,现在已经18岁了。据刘培胜的儿子说,刘青波是一个在外面很外向而在家里很内向和沉默的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了高中才改变,“上了高中之后,和家里面交流多了。”

  宋化胄是张庄小学的老师,大里罕村和隔壁的张庄村共有一所小学,位于张庄村。这所学校的一二年级,每个老师带一个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是这个老师教,不分科目。宋化胄就是一名低年级的教师,她一天要上8节课,早上4节,下午4节。现在放暑假了,她才有时间陪丈夫下地。

  7月10日上午9点,刘青波倒班回家,对于她来说,“家”在大里罕村。她的亲生父亲和二姐都外出打工去了,大姐已经嫁人。她在东柏悦村的“家”已经没了。

  刘青波在威县的中国石化胡帐加油站工作,是加油工,每月收入是1000元。她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她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加油站工作。这个加油站的工作制度是:连续工作24小时,再休息24小时,每天早上7点换班。她刚上完24个小时的班。

  3个月前,刘青波从威县一中的高一退学。“我当时劝她了,她自己非要退学。我想让她把高中读完,然后考大学。”宋化胄微笑着,不断重复这句话,她还是不愿意接受养女退学的事。

  “这个孩子很懂事。她中考成绩不太好,上威县一中,一年要交4000块钱,三年要交1万2。她可能是因为这个,不愿意上了。”宋化胄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钱,但我愿意交。”

  “我就是不想读了,死活也不想读了。没有原因,就是不想读了。”刘青波后来说,语气中带着混不吝式的执着。

  刘青波每周才回家一次,宋化胄决定炒一点荤菜,再买点凉菜、熏肉和啤酒。

  “我去买吧。”刘青波说。刘培胜从口袋里掏出钱给她,刘青波推脱掉了,没有拿。她买了7块钱的肉,13块钱的熏肉,10块钱的凉拌菜和9瓶啤酒。在平时,刘培胜家不会这么铺张,他们吃的大部分蔬菜是自家田里产的,还有一些是亲友馈赠的,比如食用油来自他叔叔刘丙方棉田里间种的花生。

  刘培胜去地里掐了点豆角,用来炒肉。在他家的棉田里,间种着很小面积的豆角、黄瓜、茄子和南瓜。

  “就够自己吃。”宋化胄说,冬天他们会种大白菜。

  吃完饭,宋化胄抱来了一个西瓜,“这是你大伯家地里种的,没打催熟剂和膨大剂,特别甜。”宋化胄一边切一边对刘青波说。在这个村庄里,“自己种的,没打药。”这句话经常能听到,村民们很热衷于介绍食品的来源和种植方式。

  “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每逢农历的一和六,大里罕村隔壁的张庄村会有一个小型的农村集市。集市上有服装、日用品、农药和食品。7月11日是农历六月十一,这天早上7点,就有陆续来赶集的大里罕村和张庄村的村民,对他们来说,未来5天所需要的都要在今天的集市上采购。

  到了9点多,刘培胜也来了。

  卖菜的人也都是这一带的村民,蔬菜主要有南瓜、北瓜、豆角、黄瓜、西瓜、冬瓜、蒜、洋葱、韭菜、西红柿、土豆、茄子、香菜等等,和当地农民种在房前屋后的品种差不多。“这是家里种,自己吃的,吃不完才拿来卖。”一个卖菜的农妇指着韭菜说,言下之意是没打农药,在这个集市上,这是最重要的卖点。猪肉是张庄村一个屠宰户提供的,他也不断向别人强调,猪是自己养的,今早刚杀的,某某人看见了,可以作证。

  这些食品没有人监测,靠的是大家的亲友关系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信用。食品供应在这个小圈子里完全是封闭的,自己种,自己吃,和外面的商品经济全不相干。

  刘培胜的父亲刘丙坤是大里罕村的村医,今年64岁,从43年前开始他就是村里唯一的医务人员。刘丙坤1965年在威县卫校学习过3年,又在农村实习了两年,就开始独立行医。上世纪80年代,县里面给了他一个“医师”的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不能在全国范围使用,只在威县获得承认。

  今年7月1日到10日,刘丙坤共开出了23张处方,绝大部分的金额都在10元以下。“夏季是淡季,冬春季节是旺季。”刘丙坤说。

  10年前,村民最畏惧的病是癌症,特别是食道癌和胃癌。“10年前,年轻人死于癌症的多一点,这10年很少了,一年只有一两个了,以前一年有三四个。”对于目前这个发病率,刘丙坤已经很满意了,“别的村都是这样的,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仍然住在大里罕村的村民都这样说,他们的衡量标准是隔壁村,他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虽然在这个村庄,几乎每个人都有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去的亲戚。

  “农村人没有体检,一发现就是晚期。”刘丙坤说,一般发现之后,就不治疗了,动手术要花好几万。

  “多活两年又怎样,少活两年又怎样,发现了,就活六七个月拉倒。”对于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消化系统的癌症患者,刘丙坤说:“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前一段时间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发现全村820人中,有200多有高血压,最年轻的才30多岁。”刘丙坤说,“可能跟打农药或者催化剂有关系吧,我也闹不清楚。”

  “这也是个谜。”

  除了行医看病之外,刘丙坤还有两亩棉田。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葱、黄瓜和玉米。“院子里的菜都是自己吃的,尽量不打药,如果闹虫子实在太厉害了,也要打一点。但是少打一点,药稀一点。”

  从1993年到1999年,刘丙坤担任过大里罕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领导太好干了,以前我们到处问人家要钱,征收夏粮,收农业税。现在不收农业税了,一亩地还补贴农民35块钱,发钱谁都高兴啊。”刘丙坤说。

  接替刘丙坤做村党支部书记的是李子玉,他是2000年上任的,现在每年有五千多块的补助,他儿子在外面打工赚钱,每年给他一些,他已经不种田了。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和丝瓜,“都是自己吃的。”

  在2005年彻底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从15人锐减到3人。原先村里是有一个农业技术员,2000年左右退休了。此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农业技术员了。

  “农业税取消之后,农药、种子、化肥的价格就上涨了一倍。”李子玉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结论和他的前任一样:“我也闹不清楚为啥,这是个谜。”

  刘培胜并不认为这是个谜,“这边减了,那边国家还得要收回去吧。”这是他对这件事的理解。

  刘培胜这次赶集没有买菜,他在集市上买了4瓶农药,包括3瓶敌敌畏,每瓶290克,售价7元;一瓶棉虫净,售价13元。

  “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

  大里罕村所在的威县是棉花主产区,棉花总产连续15年居河北省第一。大里罕村有1200亩耕地,除了20亩外,其余都是棉田。在棉田的中间,一小块花生或南瓜这样比棉花低矮的植物,静静地爬着;玉米、高粱和向日葵这些高大的植物,骄傲地站着。它们是当地村民的食品,享受着不被打药的待遇,默默注视着身旁那些满身农药的棉花。

  7月9日清晨5点,阳光毛茸茸的,刘培胜和宋化胄夫妇推着三轮车走向棉田,三轮车上装着4桶水、9种不同的杀虫剂、两个针管、一瓶汽油和一台机动喷雾器。

  他们并不是起床最早的,5点钟,棉田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棉田边上的村道上,拉着水桶、喷雾器和杀虫剂的三轮车来来往往。在路边,常看见一小片枯黄的棉田。

  “这是打药打死的。”刘培胜说。

  刘培胜、宋化胄夫妇种的12亩棉田中有4亩是自己的,剩下8亩是租种的。这12亩棉田并不在一起,而是分成了9块,遍布在全村。

  三轮车停在田边,宋化胄开始配药,9种杀虫剂,有一种粉剂,其他的是药水。粉剂叫“啶虫脒”,用量每次是一小包,药水的用量各有不同,有些是15毫升,有些是10毫升。宋化胄用一个打针用的针管,照着上面的刻度,将药水从药瓶里抽出来,再注入水桶中。

  “针管是他爸给的,这是他打完针剩下的。”宋化胄指着丈夫说。配出来的药水是奶白色的,宋化胄一边用树枝搅拌,一边说:“每种药用多少,是我丈夫告诉我的,他是听卖药的说的。”他们两个都没有看过印在药瓶上的使用说明。

  这些农药是在七级镇买的,七级镇只有一条街,大部分商店卖的都是和棉花相关的种子、农药、农具。刘培胜买药的店叫“刘三农药”,他每两周去一次。按照店主的说法,“啶虫脒是一桶水两包药”。刘培胜的用量是每桶水用一包。每包药5克,每桶水是10升。按照“啶虫脒”包装上的说明,比例应该是每桶水0.5克到1克。店主的解释是:“国家不让多写,要是写的用量太多,国家就不让卖了。”大部分打虫剂的使用说明上都写着,每次打药应间隔28天或者一个月,但刘培胜上次给他的12亩棉田打这些药是5天之前。

  白色药水被倒进喷雾剂上方的水箱里,再往里加水,直到水箱被加满,把上面的盖子盖紧,然后将汽油倒进喷雾器的油箱。加满了水和油的喷雾器有50斤重,刘培胜将它放在三轮车上,自己半蹲下,将喷雾器背上肩,走向即将要喷药的那片田。宋化胄拿着一根粗绳子,跟在丈夫的后面。

  刘培胜在田边站定,宋化胄把绳子缠在喷雾器的启动轮上,像是在缠绕一个陀螺,然后使劲一拉,喷雾器发出老式拖拉机的那种轰鸣和震动,发动机带动风箱,开始鼓风。刘培胜扳开连接着水箱的塑料管上的阀门,药水被从风箱里鼓出的风打成雾状,喷向远方。

  这台满身油腻的北京生产的“东方红”牌机动喷雾器是刘培胜2003年花500元买的。他还有一台小型的充电式喷雾器,是给幼苗喷药用的。

  最近主要在打蚜虫,这种米粒大小的虫子密布在植物叶子的背面,如果不理会,它们能很快吃光植物的叶子,导致植物死亡。“没有人愿意打药,但是不打药,棉花一点都收不上来。”刘培胜说。

  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刘培胜一边喷药,一边走,到了这片小小的棉田的尽头,他就倒退着走,一边走,一边喷药。阳光直射他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

  “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然后,就能少打几次药。打药又费药,又费油,又费水。”刘培胜说,打药的频率并没有什么规定,他每次都是发现虫子太猖獗了,才打药的。目前的频率基本是每周一次。

  “抗虫棉都兴了10年了。”刘培胜说。“抗虫棉”是转基因棉花的别称。

  “没有抗虫棉的时候,打药比现在更多,当时电视上天天宣传抗虫棉,说棉铃虫一吃就死,当时老百姓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虫子拿药打都不死,吃一口棉花就死了?后来就试着种了一点,虫子确实不吃抗虫棉的棉花。”刘培胜说。

  当时的抗虫棉种子是21块一斤,现在只要8块一斤。

  “那时候,抗虫棉真好。”刘培胜说,后来抗虫棉的种子越来越便宜,效果也越来越差,需要打的药也越来越多。棉铃虫少了,别的虫子比如蚜虫、红蜘蛛似乎更猖獗了。以前一亩地播3斤种子就好了,现在需要4斤才行。

  “现在种子的品种越来越多,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这是刘培胜对这件事的总结。

  喷药的时候,刘培胜没有带手套也没有口罩,穿着很脏的短袖、长裤和布鞋,这是他干活时穿的衣服,干完活就换下来。在田间还有些打着赤膊打药的男人。

  在刘培胜喷药的同时,他的妻子已经配好了一桶新的药水。如果药瓶里的药水太少,用针管吸不出来,她就用瓶盖做度量工具,倒一瓶盖。她也没有手套和口罩。

  7分钟之后,一箱药水就喷完了,刘培胜向着三轮车走来,卸下喷雾器,在妻子的帮助下装药水。喷一亩地需要4次药水,大约40升。

  喷雾器的轰鸣和振动有时会停下来,这也许表示一箱药水喷完了,也许表示喷雾器出了机械故障,这时宋化胄就会拿着螺丝刀和板子向丈夫跑去。“我们买的汽油太差了,经常把油路堵塞了。”刘培胜说,他用工具把机器拆开,再用嘴把油路吹通。平均每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机械故障。

  从早上5点到9点,刘培胜和宋化胄辗转了4块不同的棉田,一共给6亩地喷了药。这时阳光已经非常灼热了,他们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用一块“雕牌洗衣皂”洗手。

  下午5点,三轮车又从刘培胜家向着一块两亩大的棉田前进。这块棉田一半属于刘培胜,一半属于他的父亲刘丙坤。

  “这块田是我们替他种的,他年纪大了,不能干地里活了。种子也是我们买的,药也是我们买的。他就负责摘棉花。”宋化胄说:“我们种了这块地,过年的时候,就不用给他爸爸钱了。”

  傍晚时分,有村民去棉田里打“敌敌畏”,比例是3两敌敌畏兑30斤水。这种药必须在有露水的晚上才能打,否则棉花会被烧死。“一般不用敌敌畏,蚜虫实在打不死了,就用敌敌畏熏,一熏就死了。也有风险,弄不好就把棉花烧了。打药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打药的村民说。

  像“敌敌畏”这样“高效高毒”的农药,10年前被“高效低毒”的农药取代了。用刘培胜的话说就是:“高效低毒的农药都兴了10年了。原来,人经常打药的时候就中毒了,要赶紧输液抢救,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事情了。”不过,“高效低毒”的农药还是不及“高效高毒”的农药效果好。但大部分“高毒农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国家不让出了。”刘培胜说。

  “卫生油”

  刘培胜的心里有一本账:每亩地打农药需要花80元,种子需要4斤,每斤8元,播种费每亩需要15元。地膜是6块5一斤,每亩地需要4斤。今年春天很旱,浇了两次地,花了60元。喷雾器是烧汽油的,最近汽油涨价很快,他总是买最便宜也是质量最差的汽油,即使喷雾器的油路经常堵塞,他给12亩地喷一次药,仍然要花20元的汽油钱。

  每年的谷雨开始播种,到了立秋就可以开始收获了,经过处暑、白露、秋分、寒露一直到霜降,棉花才能全部收完。每亩地可以收500斤的籽棉。

  这两年棉花的价钱起伏很大,去年籽棉的价格最高时接近每斤7块。当时有些农民认为还会继续涨,于是就囤棉不卖。结果籽棉在6块9的时候就开始下跌,现在籽棉的价格已经跌到每斤3块3。刘培胜的籽棉是一斤6块1卖掉的,“我们卖得不赖。”宋化胄这样评价。他们算过,如果棉价低于两块五,他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10年前,棉花是卖给国家的收棉站。将籽棉交给收棉站,收棉站会将棉籽从中分离出来,榨成棉籽油,交给棉农。这项服务是收费的。棉籽油是一种黑乎乎的油,刘培胜说这是一种很香的油,很好吃。后来发明了一种技术,将这种黑乎乎的油加以提炼,变成比较光亮透明的油,当地人称为“卫生油”。七级镇上还有一个粮油店在销售“卫生油”,老板说,他们这家店已经有26年了,主要经营的就是“卫生油”。“4块8一斤,要是口味不好或者有渣滓,包退包换。”老板说,这种油至今依然很畅销。

  10年前是一个坎,从那时起,开始种转基因的棉花,不再用高毒高效的农药,不再家家户户都吃棉籽油。人们隐约还记得,那时候村里得癌症的人挺多,后来棉籽油越来越少,癌症也越来越少。这10年来,农资越来越贵,种子越来越差,人们越来越在意食品安全,虫子又快和10年前一样多了。

  7月10日下午5点,睡过午觉的刘青波又要回加油站去了。明早7点,她要接替已经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工友。关于未来,她说她不要到外面去,不要离开家,她不想失去这个刚刚熟悉和习惯的地方。像她这样年纪的人,在村里已经很少看到了,村里充满了老年人的回忆和儿童的尖叫。

  在农村里,总会闻到一股植物燃烧的焦糊味道,在中午和傍晚尤为明显。这种味道说明这个地方还在烧柴做饭。在大里罕村,棉花秆在灶里燃烧,变成灰烬,在风中飘荡。

  他者

  同样遭遇过高增长带来的食品信任危机,日本只用十年便走上正轨;耸动欧洲的“毒黄瓜”事件,德国一个多月即平复风潮。

  日本重视“安心”,德国强调“透明”,连同国内农夫市集向市场原初形态复原的尝试,也许都可以提供当前中国突破困局的借鉴。

  警告,行动,告知遵循信息透明这一原则,政府成功地阻止了疫情扩散并得以锁定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传染源。

文/菲利克斯-李(FELIX LEE)
文/菲利克斯-李(FELIX LEE)

  在卫生和食品检查方面非常严谨的德国受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的影响已达数星期之久。尽管在疫情爆发的头几天,政府官员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但德国人很快就战胜了这一瘟疫。他们成功的秘诀是—透明。

  德国民众最大的愤怒是:高效的德国政府竟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搞清楚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致病源,之后才控制住了疫情;而此时已有30人死于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或由这一病菌引起的溶血性尿毒症综合症。

  虽然大肠杆菌以前就被人们所熟知,但由它引起的危险变种能在消化系统中产生一种毒素,肠粘膜由此被破坏。这就会导致出血性腹泻,最严重的情况下能毁掉肾功能。短短几天之内,整个德国就有3000多人感染,其中有10%的人情况严重。

  这一疫情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食品卫生危机,这让人联想起2003年中国所经历的非典疫情。农业企业一夜之间必须停业,甚至连餐馆也风声鹤唳、关门大吉,人们再也不相信超市、市场等。目前德国整个农业和餐饮业都在承受着惨痛的损失,喜欢生食的德国人因为害怕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导致这个沙拉消费大国再也不购入新鲜的蔬菜了。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危机也引起了德国与近邻之间的不和。在疫情初期,德国负责疫情控制的相关部门怀疑疫情起源于西班牙黄瓜。这一警告最后经证实是错误的。西班牙首相亲自要求德国道歉,并要求德国政府对因其不当言论而造成西班牙农民巨大的经济损失负责。而法国、荷兰和丹麦则警告国民慎往德国旅游,俄罗斯甚至暂停从欧盟国家进口蔬菜。

  经过紧张的4个星期之后,当局逐渐掌握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病源。一个德国北部联邦州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有机农场是疫情传播的主要来源,他们主产豆芽,受感染的种子来自埃及。7月初,终于可以报告说:德国战胜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

  一段时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回顾德国政府是如何在危机中行动的。由于病源(豆芽)在短短几天内就分散到了各地,并且遍布整个德国北部,导致找出病源非常困难。上百位疫情专家受命寻找德国:疫情病源。检察人员必须对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和餐馆进行排查,并对受感染者进行调查。尽管被感染者本身已想不起很多细节,但调查人员仍要搞清楚被感染者在病情爆发前几天在何时何地吃了什么。

  经过数星期的密集调查,政府终于查出一家餐馆有问题,有112人在这家餐馆进食,其中19人被感染。

  调查人员在大费周折之后不仅查明了这些客人都食用了哪些食物,而且还找到了这些人在多家餐馆的点菜单和一些在问题餐馆用过餐的旅游团成员拍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辨认出各种蔬菜。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的病人都食用过豆芽。查出供应商相对比较容易—德国人寻根究底的彻底性终于派上了用场。

  在控制疫情方面更为成功的是小心谨慎的警告。

  即使是某些食品仅仅被怀疑携带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也被警告谨慎食用。疫情爆发后,民众严厉指责德国防疫部门对于民众谨慎食用黄瓜、西红柿和沙拉的警告过于迅速。他们只给民众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感染源,而这些所谓的感染源事后均被证实是“纸老虎”。

  但当局迅速的警告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地控制住迅速扩散的疫情。如果瘟疫扩散到别的食品,找出疫情的病源将会更加困难。当然这其中也会出现错误。尽管一些企业和个人会蒙受损失,但因此就轻易给他们赔偿并非最好的选择。因为被法律保护的损害赔偿将导致当局再也不敢发出警告,而这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则意味着死亡。

  政府和民众从这一事件得出的教训是,即使是德国,一个数十年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国家,一个近年来绿色蔬菜和健康饮食市场格外繁荣的国家,仍难免遭受食品疫情之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要诀是,当局一定要行动迅速、坚定,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透明(指当局的行动)—也就是让民众了解到最新情况。这当然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但关键是民众总是能立刻知晓实情。

  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部长发出警告后推卸责任,而是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等待进一步的样品(指被警告有菌的蔬菜)检查。尽管在疫情暴发的头几天,民众对德国的危机管理非常不满,但德国人还是证明了他们能处理好并掌控危机。他们的帮手就是透明。

  菲利克斯?李是德国华裔记者,在德国《日报》(die taz)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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