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唱的年轻人 愿你们有远大前程

　　王小波有篇文章，叫《卖唱的人们》，讲了在国外见到的街头演奏的情形。其中有一次是经过洛杉矶的地铁过厅时，遇到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在弹钢琴，王小波说他依然记得当时演奏的曲子和年轻人的模样，他写道：“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文末，是另一句对青年人的鼓励：“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韦红和靳佳文是两名中国青年，他们没有国外的街头艺人那么优雅和闲适。他们在北京公主坟的地下通道唱歌，都是“北漂族”，都有个音乐的梦想。

　　韦红是广西桂林人，自称“壮乡十仔”，独自一人在北京已经待了13年。由于父母是广西地方戏演员，韦红在桂林当地的“风华艺校”学了三年“彩调剧”（一种广西地方戏），这是他上得时间最长的学校。韦红的童年是在跟随母亲游走各地，不断转学中度过的，也许是这样的经历让他习惯甚至依赖漂泊的生活，用他的话说，让他“有一种自由的冲动”。

　　初来北京，韦红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丰台体育中心的网球场做网球陪练，“网球是自学的，吉他也是自学的。”走上在地下通道唱歌这条路是在2002年，西单西的地下通道。回想第一次在地下通道唱歌，韦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那时就只会弹《灰姑娘》，也就会三四个和弦。脸红得厉害，也不知怎么开口。有时候节奏也不对，声音也不在琴调上。但厚着脸皮也唱下来了，现在就习以为常了。”

　　韦红说，2003年来到公主坟唱歌还要感谢曾经一起住在丰台区夏家胡同的兄弟们。这帮兄弟里有现在已经很火的“旭日阳刚”组合。回想当初如何跟城管打“游击战”，五个人一人一把吉他，等城管一走就大声唱的情景，韦红还很兴奋，毕竟“公主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的第二个家，这里有我们太多的欢乐和痛苦”。

　　当被问及当年的好兄弟“旭日阳刚”成名，而自己依然要在地下通道唱歌时，韦红说：“心里挺平衡的。奋斗那么多年，他们也该出头了。”

　　与韦红不同，靳佳文来公主坟地下通道唱歌只有一年多，但因为唱歌“比较有激情”，再加上外向的性格，已经有挺多粉丝。最忠实的一个每晚都会来捧场，用空矿泉水瓶为他“打鼓点”。

　　靳佳文是河南新郑人，来北京11年，在武警部队当了5年兵，退伍后一直在旅游景点调度大巴车。“这份工作比较适合我，而且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现在佳文坚持每天晚上都来公主坟地下通道唱三个小时的歌。他说：“以前我的枪是八一步，现在吉他就是我的八一步。”

　　佳文说他从小就是文艺积极分子。无论是上学时还是在部队，每次逢年过节，他都争取机会上台演出。每次回家，也央求在酒吧唱歌的朋友给他让个位子，让他唱两首。就连附近的驻军大院庆八一时，他和几个朋友也凑过去唱上几首革命歌曲。“就是比较喜欢唱歌吧”，佳文毫不掩饰对唱歌的热爱。

　　佳文第一次来公主坟唱歌是2006年5月中旬，当时喝了一两二锅头壮胆。但是刚唱完一首歌，城管过来说不能唱，“当时很害羞，掂着琴和包就跑了”。此后佳文便只是下班路过地下通道时，坐在旁边的台阶上看当时的“旭日阳刚”还有韦红几个人唱，就这样等了三年。直到旭日阳刚登上春晚舞台不再在这里唱时，佳文才有机会成为一名“地铁歌手”。虽然自称“地铁歌手”，但他因为怕打扰地铁里睡觉的人，没有选择在地铁车厢里唱歌。

　　跟佳文不同，韦红除了唱歌没有其他的工作。他每天下午在公主坟地下通道唱三个小时，然后回到出租屋，吃五块钱一碗的盖饭，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写歌。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找份固定的工作时，韦红说，“我想做时间的主人，不想时间限制我。我每天挣的钱够我吃饭、交房租，剩下的时间可以练琴、写歌。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上班的八个小时里我也许可以写两首歌出来。”

　　今年五月份，韦红用唱歌这几年攒下的一万三千块钱自费录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唱歌赚的钱用在做音乐上面我一点都不心疼”，韦红说。

　　曾不止一个人说过韦红这样在地下通道唱歌的人“不务正业”，就连他的前女友也因为他的“一事无成”和“一无所有”而离开。当被问到今后的打算时，韦红特别认真地说：“我这条路走不到头，我就出家了。”他说，因为除了唱歌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干别的事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不愉快或者损失。

　　在一个地方唱了这么多年，韦红有时挺无奈、疲惫甚至厌烦。他说只要是在地下道唱过四年歌的人脾气都特倔，每天对着一面墙唱歌，脑子里是空白的，甚至会有一种无名火冲上心头。而且“在这里唱歌你不用唱得多好，多有感情，只要吼得大声，别人就给你钱。这里面唱歌的艺术成分太少了。”

　　但佳文显然比韦红乐观很多，这也许只是因为唱的时间不长。佳文每次都会拿一大叠谱子，选一些新歌来唱。他说：“我不喜欢重复。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好，一直在努力。干什么事贵在坚持，不管结局好与坏，成名与否都是浮云，在这儿唱歌能锻炼个人素质。我也有一些机会上节目，但上节目不重要，自身的实力更重要。”之前佳文参加过辽宁台的《激情唱响》比赛，但最终没进入复赛。“我来年还会再战的”，像大多数怀揣音乐梦想的人一样，佳文依然渴望通过这种选秀比赛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唱歌。

　　佳文总是强调自己是个“粗人”，但是内心里却比较恋家。“我打算过两年就回老家，因为父母年龄大了”。佳文说他会珍惜现在在公主坟唱歌的机会，好好工作，好好唱歌。他特别感谢那些对他微笑、招手、竖大拇指的路人。“是他们给我信心。”

　　在地下通道这七、八年的日子里，韦红写过很多歌，但现在还没机会做出来。其中一首的主歌部分这样唱道：

　　在有些人的眼里，我们是一群不听话的孩子。带着面具每天在琴弦上跳舞，刺耳的喧嚣，那白色的眼光，在我们高昂的头上掠过。

　　在有些人的心里，我们是一群枯萎的孩子。任凭青春就这样在琴弦上溜走，谁会想起我那孤独的笑容，瞬间消失在我们的胸口。

　　不要笑我们一无所有，也不在乎我们真的一无所有。

　　这段歌词后面还有一句：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我们是一群纯真的孩子。

　　韦红说，他知道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和善意的。这些年在地下通道里他遇到过很多令他感动的事，而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曾经路过的女孩子。“我那天感冒了。她熟悉我的声音，听到我的声音不对。十多分钟后，她往我琴袋上扔了一盒仁和可立克感冒胶囊（红白包装）、十块钱还有一瓶茶饮料。我低着头唱歌，没看到脸。那件事让我特感动。那药我吃了一半，剩下的一直放着，已经过期了。我只想当面说声谢谢。”韦红说。

　　韦红和佳文两个人在公主坟的地下通道相识，一个下午唱，一个晚上唱。韦红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跟陌生人说话；佳文喜欢炫一点的东西，买了个卡祖笛（一种发声类似萨克斯管的乐器）跟吉他一起演奏。两人的经历不同，对未来的打算也不同。但作为“卖唱的年轻人”，他们有勇气，一直在坚持，而且绝对真诚。

　　自从今年初“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登上春晚舞台以来，草根明星被大众的认可鼓舞了好几拨年轻人涌入北京的地下通道和地铁站唱歌，他们希望也能像前辈一样被媒体和“伯乐”发现。但媒体一向都是挑剔和健忘的，在“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被发现并迅速放大之后，下一个进入媒体视线的草根明星还会出现在地下通道吗？而就算是以“草根明星”的身份一夜走红，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和不断的创作力，恐怕其演艺生命也不能长久。

　　韦红和靳佳文有没有远大前程，谁都不知道。佳文说：“我们都想把音乐当做毕生追求，但是没办法，只能把音乐作为爱好，不能作为主业，因为玩音乐前方的路很渺茫。”但韦红几乎是把音乐当做主业，渴望能到更大、更正规的舞台上去演出，把自己的歌唱给更多的人听。他听说公主坟地下通道可能因为修地铁要扩建，到时候这里就不能唱了。“这不能唱，我还会到别的地方唱的”。

　　他们有选择的自由，然而前路渺茫，但愿王小波的话是真的，他们会有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