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走向与中国经济外交(图)

　　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是当前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事件。在应对这两大危机的进程中，有诸多行为体参与了其中，并发挥了大小不一的作用。然而，被赋予“治理全球经济”重任的二十国集团（G20），却似乎缺席了。在有关上述两大危机解决的重要场合，几乎听不到来自G20的声音。相反，是美德法中等国家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甚至于标普这样的评级公司，也一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按照历次G20首脑峰会的规划，G20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将会扮演首要角色。既然是“首要”，那么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G20要及时召开若干次国际会议，就这两大危机进行讨论。即使不能有效化解问题，G20至少要共同商议并提出解决方案。比照上述预想，G20的现实表现简直可以用毫无作为来形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号称已经被G20取代的七国集团的反应倒是非常迅速和有力，及时举行了会议，并给世界带来了相当大的信心。相较之下，G20令人失望。这促使人们不得不深思G20到底存在哪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致使其在如此重大的国际经济事件前失语。

　　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G20过于松散的机制安排。G20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常设的决策机构，连类似于秘书处之类的执行机构亦未建立。G20的存在感很大程度上体现于经过很长时间准备的首脑峰会以及峰会之后的宣言。峰会之后，G20似乎就消失于视野之外。在非危机时代，G20的这种存在方式并无不可。但面临突发的重大危机，G20峰会必须具备充分的灵活度。如果无视危机的严重性，任由危机发展，继续僵硬地按照既定的日程确定峰会举行日期，那么其有效性将会大大受限。但是，如果要临时召集一个20个国家首脑都出席的峰会，显然又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更加不用说达成共识和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比如双边合作和地区性合作，自然会挤占G20的作用空间。

　　此外，即使G20具备了相当高的机制化程度，如何对超级经济体进行监管同样是难以克服的难题。当前的债务危机不是出现在中小型经济体，而是欧洲和美国这世界上的最大两个经济体。如果G20试图针对这两大经济体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威胁进行“治理”，势必会遭遇欧美的强烈反对，以致徒劳无果。就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美债危机的解决，都主要是依靠这两大经济体自身的内部政治博弈，绝少有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的卷入，G20也不例外。缺少了对占全球GDP一半以上的经济体的政策监管，G20的效用当然大打折扣。

　　G20本来就是一个被金融危机催生的新生产物，同样也是被美国推上前台的一个国际新创机制，自出现之始，就遭受一定的质疑。它的地位如要获得广泛认可，并且赢得足够的权威，必须在不断的实践而非宣言中得到确认。本次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原本可以成为G20证明自身的第一个重大机会，但遗憾的是，就现有的表现看，G20不但没有抓住时机来发展壮大，反而在危机中充分暴露出制度性的失效和无能，其前景也因此变得并不清晰。

　　G20的未来走向直接关系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中国对G20在未来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报以厚望，期待以其为突破口，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问题在于，倘若G20没有通过本次债务危机的考验而逐步沦为某种形式的“论坛”或者“概念”，那么中国围绕着G20所开展的各种经济外交将可能失去有力支撑点。因此，中国必须认真研判G20的前景，思考是否继续支持G20，并考虑应对之策。但不管G20的命运如何，中国以往在G20框架下的政策选项中有三点还是可以坚持和加强的。其一，继续呼吁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并加快落实已经达成的共识。其二，增加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直接双边协调，通过和它们的正面博弈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并借助债务危机提高谈判地位。其三，继续推进与其他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同争取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正当权益，并在其中谋求主导作用。

　　问题在于，倘若G20没有通过本次债务危机的考验而逐步沦为某种形式的“论坛”或者“概念”，那么中国围绕着G20所开展的各种经济外交将可能失去有力支撑点。

　　作者：宋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