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帐篷到剧场：“新马戏”是一种艺术

　　场景一：一条长凳，立起来，摇摇欲坠，屡次噼啪落地，演员慢慢爬上去，保持了平衡；两条长凳，可以搭成一个跷跷板，两名演员攀上去，各自悬在一端；再加几条长凳，用绳子捆绑出一个简易而复杂的装置，构成一座独绳桥，两名演员在其间翻滚跳跃。

　　场景二：地板和背景都是电子屏幕，变换着水面、山峦的景致。在数字信号编织的幻象里，一男一女两名演员跳过石子，跃过墨迹，在崇山峻岭之间奔跑，和影子做游戏，用手电筒驱赶着蜜蜂一样的英文字母，用手臂指挥着虚拟的浩淼星空。

　　场景三：一个嘻哈舞者，一场分饰两角的独舞，舞台上堆砌着扑克牌。这是一段“公开的坦白”，他要献给把多数生命消磨在赌桌上的父亲。

　　这是今年跟随中法文化之春来华的三场演出，表演的内容和形式都大相径庭，笼统称之，他们共同的名字是——“新马戏”。

　　当代艺术的新成员

　　“新马戏”是一次粗糙的归类、一个不太认真的命名。它并不是传统马戏老套路的重复或继承，不是杂耍技艺的无逻辑串联，它力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一个连贯的概念，试验丰富的审美追求。“新马戏”表演做的是减法。通常只有两三人，道具亦精简，技巧的速度放慢，舞台上不再是热闹的大杂烩，而是让单项技能各立门户，比如场景一的演出就只围绕平衡技巧做文章，创作者的意图更加明确也更加具体。

　　表演场地从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直径13米的圆形马戏篷转移到了剧院、大街和大屏幕上；两个半小时的标准演出长度也被随意地修改成最少20分钟；中场休息可有可无，不像以前，驯兽师需要趁中场时把狮子老虎牵上来，观众也需要时间买点零食或上个厕所。

　　“在艺术史上，马戏是一种让人消遣、能够赚钱的玩意，而‘新马戏’的表演者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新马戏”研究者朱利安•洛桑贝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把“新马戏”捧入艺术殿堂的同时，舞蹈、戏剧、行为艺术、视觉艺术的影响也渗入其中，演员们玩的桥段更为夸张，比如泼墨、和面、捶墙、击打身体，传统马戏演员擅长用脚顶球，“新马戏”的演员就换成顶鞋。当代艺术的界限再次被模糊。

　　实际上，红鼻子小丑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尽管遭遇资金、公共空间等难题，约20%的马戏团还坚持在帐篷下演出。表演中依然可见演员们故意摔倒、互相斗气，出一些没有悬念的洋相，观众还是时而惊叹、时而发笑、时而为演员捏一把冷汗。但诸如演员会不会从高处落下、他们手里的东西会不会掉下来、表演会不会失败等问题，不再是“新马戏”的全部噱头，随着观众情绪的激发，演员们希望表达更深层次的意义——有的讲述自传故事，有的展现心理疾病，有的控诉娈童癖或资本主义。

　　“只有小丑才会取悦观众，”朱利安说，“在‘新马戏’中，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

　　“五月风暴”的果实

　　新马戏的故乡在法国。

　　1968年，“五月风暴”来袭，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的新一代法国年轻人揭竿而起，他们不安于锦衣玉食，而是呼唤“枪炮与玫瑰”。大学生在街头筑起堡垒，工人加入了罢工，示威的人群与警方激烈对峙，最终导致政府瘫痪、国会改选、总理下台。

　　人们当时高喊的口号至今仍然响亮：“我们不询问，不要求，我们把它拿下，接着就占领。”政治上的激进要求，一路蔓延至文学艺术——所有人，任意的图案和行为，都登上了大雅之堂，加入了艺术的行列。这一次，正在学习马戏技巧的学生们也紧紧跟住了时代。

　　与出身马戏世家的前辈不同，这一代的马戏表演者在专门的马戏学校里受训。1944年，欧洲第一所培养马戏演员的学校正是在法国成立。在学校里，他们不仅学习技巧，也学习人文科学，还要涉猎艺术史、戏剧、舞蹈等知识，这使得他们成为和以往的马戏艺人完全不同的艺术家。

　　在“五月风暴”中，来自高等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意在和普罗大众在一起“战斗”。于是，很多新的马戏团就在街头应运而生。人们发现，马戏中的杂耍、平衡等简单的动作非常容易吸引路人的注意力，这正好符合学生们急切地想要接触大众的愿望。于是，街头马戏就成了他们传播艺术和思想的方式之一，“新马戏”由此开端。这些年轻人质问社会、要求思考，同时要求和大家分享思想的权力。“他们没有任何禁忌。”

　　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很快过去了，70年代以后的法国人沉浸在广泛的自责与失落之中，而“新马戏”作为一种新的表演样式却得以固定下来。80年代，法国文化部出台了支持“新马戏”发展的政策，剧院经理们也开始考虑把“新马戏”引入剧院。

　　目前，正经剧院都已向“新马戏”敞开了大门，法国共有400多家马戏团，每天有900余场演出登台，而在1982年，马戏团还只有34家。某种意义上，“新马戏”沾亲带故地挽回了传统马戏日薄西山的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