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从1万亿美元到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监管层和业界一直考虑将巨额的外汇储备“瘦身”。
8月23日，商务部、国资委签署《协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将深入推进并规范中央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加速中央企业“走出去”步伐，业内认为，这或许有为外汇储备“瘦身”，并进行多元化投资的考虑。
上述动作正契合了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汤敏(博客)的观点，他还建议，创新对外投融资机制，大规模地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资产。
但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说，个别央企通过进出口、开发银行获取外汇贷款不可能是普遍现象，不会使得外储存量发生太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汇率变动正日益成为影响外储增减的重要因素。过去两周，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彰显了其“十足”的弹性，8月10日、11日两天涨344个基点，涨幅逾0.5%，有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将加快升值步伐。与此同时，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称，美元汇率进入贬值通道。若人民币持续升值，美元汇率进入贬值通道，以美元计价的外储一篮子货币资产中，美元兑换其他货币(英镑、日元等)的结果是外储资产的减值。
让人民币汇率“浮”起来
6.3936,8月26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前一日的6.3896仅走强40个基点，但英镑对人民币较前一交易日骤降685个基点，报于10.4686，波幅0.65%，超过人民币汇率0.5%的日交易波幅上限，涨跌之间，人民币对各货币汇率波动已在影响着外汇储备的账面余额。
在过去两周，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彰显了其“十足”的弹性，8月10日、11日两天涨344个基点，涨幅逾0.5%，超过2008年7月至去年6月0.4%的两年累计升幅。有分析认为，这或是汇率政策转向的信号——人民币汇率正加快升值步伐。
排除交易因素，汇率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外储增减的重要因素。若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账面上将是新增净值；若美元升值，外汇储备账面上将会体现为减值，这也直接导致外管局与央行公布的当月新增外储出现偏差。
以二季度为例，由于3月人民币月平均汇率为6.5662,6月为6.4778，昭示了美元指数持续疲软，外管局国际收支口径下，中国外储新增1369亿美元(不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但中国央行公布的这一数据为1528.17元，央行比外管局多出了159.17亿美元，正是外储交易行为之外的净增值。
截至今年7月，人民币年内升值幅度为2.38%，而美元指数截至7月的下跌幅度为6.50%，远高于人民币升幅，人民币对其他非美货币仍然呈现出跌势，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称，美元汇率进入贬值通道，以美元计价的外储一篮子货币资产中，美元兑换其他货币(英镑、日元等)的结果是外储资产的减值。
不过，在8月26日全球央行会议召开之际，外汇市场上却是波澜不惊，8月26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前一日仅走强40个基点，就此，外汇交易员分析，目前市场焦点转向伯南克上周末的央行会议演讲之上，在美联储政策不明朗情况之下，各货币不敢轻举妄动。
各路资金静观其变之时，人民币却活跃起来。数据显示，二季度，经常项目顺差696亿美元。其中，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计算，货物贸易顺差685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顺差670亿美元。
华创证券分析师高利认为，当前汇率升值步伐已经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对美债信用评级下调、减少外储、7月贸易顺差仍然较高的背景之下，升值可能会持续。
在高利看来，央行在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要合理运用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和宏观审慎管理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等”正意味着利率和汇率手段的使用空间仍然存在。
而香港沃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卢麒元(博客)说，理论上，中国应在汇改时点2005年7月21日——我国这一货币政策的重要分水岭上，完成有条件汇率浮动，逐渐解脱与美元挂钩的被动联系汇率制度。
不过，央行副行长易纲已经撰文指出，“汇率只是纠正外部失衡的工具之一”。其言外之意，汇率时常被赋予了太多的使命。“通过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看，在开放经济体中，本币升值未必会使经济受挫。重要是看，汇率升值是否与国内其他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配套得当。”易纲认为。
外储怎样“瘦身”？
无论是汇率估值因素，抑或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其结果只有一个：中国外储的持续增长。从1万亿美元开始飙涨至3.2万亿美元，业界一直在不断讨论如何减缓外储的激增，但如何“瘦身”似乎无解。
一位外管局官员认为，外汇储备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反映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状况，但不能把经济的内外均衡完全割裂开来，去讨论外储问题。“目前我国面临一种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局面。在贸易顺差、外资大规模流入、国内市场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央行不收购外汇，增加外汇储备，则只有让人民币汇率较快升值。”上述外管局人士分析。
问题还在于，“一国在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流动三个目标中仅能选择两个。”易纲指出。
但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卢麒元认为，有条件的汇率浮动旨在管住货币发行数量，但中国却采用了放开货币发行数量以稳定汇率的相反策略。
就此易纲的看法是，当资本流动规模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政府可以选择“中间制度解决”。但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加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在防范汇率风险时还必须考虑投机攻击的可能性。
因此，虽然易纲认为“从长远看，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的汇率制度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短期之内中国的问题是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做出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
而8月23日，商务部、国资委签署《协作备忘录》则是这种选择的一个结果，双方商定将深入推进并规范中央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这说明外储多元化正在提速。”业界相关分析人士称。
据接近“走出去”的央企相关人透露，今年上半年以来，获中国外储支持的一些央企正在寻找大量的境外投资并购项目。也基于此，央企需要进行“并购保证保险”的安排，保证“买卖”双方利益。
《协作备忘录》推出和央企的行为契合了汤敏的观点。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过传统的国际货币之间的互相转换并不能规避外汇储备的投资风险，因此提出“创新对外投融资机制，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资产”。
不过，赵庆明却认为，外储问题上，目前业界关注点可能陷入误区。他认为，不排除个别央企有一定渠道获得外储支持，但大多不会是无偿划拨。
而且，赵庆明还认为，纠结于外储存量的减少或多元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走出去”直接投资，或购买资源、能源资产等，包括进口大宗商品等，投资海外与进口，将被分别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和资本项下“流出”以及经常贸易项下的“进口”，如果自身不平衡，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还是顺差的话，外储仍在不断增加。
“关键在于外储的增量，有效控制增量，才能从线上阻止线下的外储增长。”赵庆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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