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公司人热议的话题，但仅仅半年过去，逃回北上广的声音和案例已经出现。

　　逃离北上广的理由很明确，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户口门槛等等。近几年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房价一路飙涨，加上通货膨胀导致生活成本高昂，不少北漂和海漂族们选择了逃离北上广，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工作生活。

　　今年年初北京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在京外地人的政策更是成为最后的催化剂，没有户口不许买房不许买车，以后子女上学都是问题，一些北漂看不到希望，选择了离开，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但是逃离北上广的话音未落，逃回北上广已成为事实，为什么会这样？

　　7月15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几个逃回北上广的案例，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二三线城市光凭自身努力无法获得认可，更多的是一种“拼爹”游戏。

　　另外一个案例中，逃回去的主人公无法认同家乡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

　　知名媒体人石述思发了一条微博分析背后的动因：选择北上广不是因为空气清新、生活舒适、环境优雅，而是因这里官员多、牛人多，能相互制衡，反而需要通过做事来证明自己，带来相对的公平和较多的机会，而在所谓生活成本低的二三线城市，受体制和发展空间的限制，寒门子弟更无翻身可能。因此那些北上广的逃兵又回来了。

　　这条微博带来了两千多条转发和五百多条评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也跟了一条评论：感觉在下面更讲关系，更不干实事，更少空间，更没创造性可言。

　　实际上不少人在年初逃离北上广声音最响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了其中可能的问题。敦煌网董事长王王树彤在微博上分析，逃离北上广回归二三线城市的青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父母在当地有人脉，自己在外打拼多年，理想尚未实现，现实日渐沉重，于是回归故里，靠父母找到一个“拿得多，干得少”的稳定工作。

　　另一类是平民子弟，希望能当公务员、进大企业，过上稳定优越的生活，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受挫后，转向二三线城市。这两类人的回归，我都不看好。

　　第一类人回归，也许有房有车，工作清闲，吃喝不愁。但如果他们还没有忘记当初到一线城市打拼的初衷，没有忘记自己其实曾经是靠能力创造价值，那现在回到一条靠父母、靠关系吃饭的老路上，这样的回归不得不说，从某种意义上真是一次全面的退却和溃败，他们被定义为失败者并不为过。

　　第二类人把梦想重新安置于他们认为竞争小很多的二三线城市，殊不知，越小的城市越要靠门路和关系，尤其是他们向往的这类国有单位，外企在内地又几乎凤毛麟角。他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曾经奋斗过的一线城市还算是有着更多公平的机会。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相对于他们拿的二三线城市的工资，同样也是天文数字。

　　我奉劝各位要回归二三线城市的年轻朋友们要慎重和深思。如果你在一线城市没有获得你想要的成功，二三线城市亦不是永久的避难所。

　　专栏作者童大焕在自己的博客中为逃回北上广的青年喝彩：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主要也只是房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找份工作不请客送礼根本找不着门，办个屁大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

　　“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多少有点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用在琢磨事上，那么在中小城市，人一半以上的生命必须耗费在人际关系、耗费在无谓的琢磨人上面。只有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才能逐步摆脱关系网、获得相对独立自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越大的城市，人的自由度越大。在北上广深，即使创业和就业初期物质生活显得更艰难，却因为有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上升空间，平民子弟的前景会更加光明灿烂。”

　　上面是引用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的观点如下：

　　总结起来，逃回北上广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二三线城市的上升空间被堵，各种资源日益世袭化和裙带化、阶层固化、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底层向上流动渠道匮乏等问题。

　　随着公务员逐渐成为热门职业，中国基层甚至中层政府近年来资源的世袭和裙带化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无论是从个人经验还是从公共媒体，我们能看到在工商税务财政交通等政府部门和各种高福利国企以及垄断企业中，有数不胜数的子承父业甚至全家老少进入同一个系统的案例。

　　在这种地方，整个社会阶层基本上已经固化和板结化，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所有的坑都已经被安排好了，而且这些坑里的萝卜都还很年轻，基本上已经没有重新洗牌的机会，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和背景的普通年轻人，在这种地方想往上层流动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

　　根据我的观察，与这种世袭化相配套的是，二三线城市的上层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通过联姻实现利益联盟的方法。通常是政商联姻，互相提供对方稀缺的资源，经商者缺乏政治靠山和安全感，而从政者希望能够安全合法享用财富和富足生活。

　　另外，还可以从市场容量和和体制角度所控制的资源来进行分析。在北上广这种地方，即使无法在体制内向上流动，至少还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市场有足够大的容量，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机会和资源。

　　而在二三线城市，很多城市除了政府就是类政府性质的国有企业或者垄断企业的分支机构，真正的市场经济容量极小。而正是因为容量太小，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很容易受到体制力量的挟制和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二三线城市和县市这种地方盛行政商联姻的原因。

　　市场和体制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中，大家遵循的原则是平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而在体制内遵循的原则是等级关系，人情往来等原则。在体制占主导力量的二三线城市，这种准则也成为社会的准则。而在北上广习惯了市场经济行为准则的北漂们，很难再适应体制内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还有一个，在这些逃离北上广的北漂们目前可能还未遇到的问题，二三线城市的法治水平更低，个人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在这些地方，相对于强大的政府，媒体、公益组织和律师等社会力量相对发育不足，不足以对政府力量形成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虽然在北上广这种监督和制约也相当有限。

　　也就是说，在二三线城市很容易缺少安全感，一旦被侵害尤其是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市民连基本的救济渠道都没有。

　　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大学教授在微博上曾经表示，之所以呆在北京这种生活质量其实并不高的城市，是因为这个地方可以保证自己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

　　以下是一些网友就此事的发言和评论：

　　费伟律师 就律师职业而言，越是偏远的地方，越不需要律师，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活动简单，二是强者的规则胜于公共的规则。所以有些人简单对比某地律师多少是愚蠢的。石述思总结得对。

　　苏商老孙 据本人了解，在中国二三线城市裾带关系严重，一些小县城的权力关系网交织，寒门子弟几无翻身可能!一件芝麻大的事都要县城主要领导拍板，一些副职干部几乎就是一个摆设!

　　会飞的藤 同感北京、广州、深圳都呆过，回长沙开过公司，幸长沙同学一起做。副厅级干部支持我们，努力两年多，大合同来临，被一正厅级领导打声招呼，合同签订不是我公司。无奈之下又回广州，多大的订单几乎都没有公务员影子，而长沙超过百万订单无数人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