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都长在斜坡两旁，与地平线平行的路面不会超过500米。江离得太近，车疾驰而下，像是要冲进去自杀，紧接着一个60度的上坡，几乎快要接近顶点的时候，路口的交通信号灯骤然变红，车悬在路面上。旁边的黑色汽车摇下半扇窗，一只带着塑料手套的手伸出来，丢下一根鸡骨头。这里是涪陵。
克林顿已成历史
“何伟，你觉得中国会不会接受美国输出的核心价值观？”笑声突然从四周涌出来，有人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决定！”何伟不动声色，“常常有美国人问我，我们能帮中国做些什么？我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和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何伟显得有些矮小，又是长着棕色的头发，在中国旅行期间，总被当做是新疆人。 站起来提问的男生叫“刘上”，他实至名归，积极求上进地坐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术报告厅”第三排座位上。此位置不一般，因为第一、二排是学校留给“嘉宾”的，比如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房间里挤满了人，但第一排座位还是空了很久，直到讲座过去5分钟，确定了没有重要人物会突然出现，才有人安排一些站着的学生去坐空余的位置，他们毫无必要地弯腰缩颈，对于自己能获得的优待颇感羞怯。 更多人没有位置坐，但你会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标志：脖子上都挂着红底黄字的工作证，表情严肃地守在走道四周和门口—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国作家回到曾经支教过的学校宣介新书的讲座，却安排了三四十名学生会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何伟，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很多种地的人搬到了城市。这是一个好趋势，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供耕作的土地。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因为人口比较多。不好的方面是，速度、变化太快，会产生很多心灵问题。” 有人担心地问：“你会把中国更好的东西写出来吗？能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吗？” 《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构成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它们都在美国得到重要奖项，有的被译成几国语言。在《寻路中国》中译本出版之前，唯有中国人自己被蒙在鼓里。 何伟将《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封面放在一起对比：同样是假警察站在路边的场景，英文封面的背景是荒漠，也是何伟拍摄的真实照片。而在中国的版本上，这位假警察生活在晴天万里、绿茵丰美的大地上。 何伟揭开这个谎言，台下有学生嘀咕：“但是，青海那边的确是这样的景象啊！” 去新疆旅游过的女生，站起来欢快地建议何伟写写西部——虽然何伟已经再三声明自己马上要去埃及住五年。他在任何一场对话中几乎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发展还是文化？” “我在中国，老听到人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美国人不会这样说，因为你代表不了一个国家。” 其实，能够坐到这个报告厅里的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他们的班级。学校害怕参加活动的人太多，“可能会造成事故”，要求每个班只能出三个人。理所当然地，这三个代表分别是：班长，副班长，团支书。 刘上是“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大一的班长，一个来自赤峰乡下的19岁男生，他喜欢在网上浏览新闻，并热衷于在新闻下面发表看法。他瞧不起大部分老师和教材，唯独喜欢西方哲学史，老师会从希腊的历史开始讲起，他觉得那很有趣。但到考试时，刘上发现他仍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刚开始读大一，刘上已经知道未来的路—回家乡去，如果能留在赤峰市就是很好的出路。“北京？上海？不敢想，那是一流人才待的地方。可能还是去当老师吧，也没有别的技能。父母应该会托关系、送礼来帮着找一份工作吧。” 在憋屈的现实之外，刘上很羡慕美国人，他模模糊糊地觉得，美国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着。“在中国，是为党和国家活着⋯⋯毕竟，大部分人吃的还是国家饭。”虽然从来没有读过何伟写的书，他依然对这位原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人满怀期待。 实际上，15年前，何伟经常被人担心是否会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入中国，改变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他是美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三拨“和平队”队员。在这之前，久未有美国人长驻于涪陵。“文革”期间，反美宣传抵达高潮时，“和平队”被看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输出价值观，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来它换了一个讨喜的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 1996年，何伟和另外一个22岁的志愿者亚当来到了涪陵师范学院—它是离“和平队”领导最远的地方，那意味着最大限度的自由。 “他们会不会是间谍？”涪陵的老师、学生远远地想，他们被叮嘱要与美国人保持距离。 何伟教高年级学生英美文学。一次，有人交上一篇作文：“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说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裤子上的皮带也随意地耷拉着；另外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Emily，何伟最喜爱的学生，“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言行，而她从不随波逐流。”毕业之后，她却在写给何伟的一封信中告诉他实情：“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 克林顿已成历史，如今是他的妻子在白宫出入。现在，作为一场告别，何伟回到涪陵，因为他要离开中国五年。面对这些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问：“你们还有早操吗？你们还写毛笔字吗？你们还是勤奋的学生吗？”
一座腿的城市
墙曾经是白色、蓝色或灰色的，它们现在都涂上了天气的颜色。房屋倒霉地长年浸淫在浓雾不散、多雨的气候里，看不出实际的年龄。工厂里吹出的煤灰、风扬起的泥尘还有食物中的油污都沾染到墙身上，让建筑物变得像从海底污泥中挖出来的文物，细缝里生出墨绿的苔藓，很快蔓延开去，与霉斑一起构成诡异的画。 房屋都长在斜坡两旁，与地平线平行的路面不会超过500米。江离得太近，车疾驰而下，像是要冲进去自杀，紧接着一个60度的上坡，几乎快要接近顶点的时候，路口的交通信号灯骤然变红，车悬在路面上。旁边的黑色汽车摇下半扇窗，一只带着塑料手套的手伸出来，丢下一根鸡骨头。 这里是涪陵。1998年6月，何伟结束了两年的支教生活，坐船离开。那时候，涪陵没有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它还是四川省的一个穷乡僻壤之地，无论去哪儿你都得坐船，但基本上你哪儿也不会去。回行的船上，他开始回忆这座城市—没有交通信号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堤坝。薄雾在江面上铺开，像一条脏兮兮的灰色丝巾。 2011年3月下旬，我们花了不到两个小时，坐汽车从重庆来到涪陵，涪陵已经在1997年成为重庆市的一个区。春天的雾气依然像灰色丝绸罩在小城上空。涪陵女人都有强健的小腿，否则她们怎么能穿着细高跟鞋，在长而陡峭的阶梯上纷飞如燕地疾行？
何伟说“涪陵是一座腿的城市”，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痉挛一般爬上山坡。你埋头而上，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腿。路边到处都是等待帮人搬重物的“棒棒军”，还有成群的泥瓦匠—他们显得更加快活和团结，每个人都提着一个小桶，桶里是小铲、锤子等工具，随时等待工地的召唤。现在城市到处都有开建的工地以及装修新居的家庭，不必担心没有活干。等待的间隙，他们随意找一个街角，把桶倒过来，抽烟、聊天、打牌。
人们带着笑，连蹦带跳地乱穿马路，城市混乱、吵闹得如同一锅沸粥。出租车司机一路都骂骂咧咧，诅咒路人是不是想找死。但涪陵的未来又令他笑起来：“我们未来会有100万人口！”在网上，我看到一则以红色字体呈现的旧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带队对涪陵区进行调研后，重庆市政府又派出“涪陵问题”调研组在涪陵作深度调研，表示“争取在2011年元旦前，给涪陵人民送上一份新年贺礼”。
2010年的12月21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拿出了“贺礼”，一份名为《决定》的文件，它被概括为“1541842”：一条主线，五个重点，四大作用，一个目 标，八项任务，四项措施，两张表格。
在这份公开文件上，我看到了领导们心中的蓝图：打造江南万亿工业走廊核心区、打造百万人口现代化宜居城市、打造和谐稳定新库区⋯⋯
何伟离开涪陵的时候，小城人口是20万人，现在，数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去年年末时，涪陵区区委书记张鸣在全区干部大会上说：“2020年，涪陵城市人口将达到100万，城区面积将达100平方公里，现在，到了我们精心、尽心‘作画’的时候了！”
白鹤梁，便是被精心“作画”的代表作—
“今天的长江，比1234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他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革’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763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1234年间。这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
上个世纪末，何伟写下这些话。在涪陵师范学院的那两年，他常常来到白鹤梁，那时候，它还是江中一条70多米长的小岛。石梁上刻着历朝文人墨客的题词，有资料说上面有3万多字和18尾石鱼雕刻。
但是现在，白鹤梁沉入水下40米，是因为三峡建了大坝，新建成的“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则是2亿多人民币浇铸出的成果。
游客行至江边，进入一栋现代化建筑，这里游客稀少，要凑够20个人才能列队被导游带领参观。你会被领入一个展厅：石鱼的照片，鱼眼与现代的水位零点一致，石鱼并不是每年都能露出水面，石鱼“露面”的第二年往往是个丰年；蒙文题刻“八思巴文”，翻译成汉语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誉”；“工程潜水”、“围堰合拢”、“保护体导墙”这些技术手段保证了水下博物馆的安全⋯⋯
不要为在展厅里耽误太多时间看照片，却看不到真正的文物感到不耐烦，因为当你终于能够乘坐90米长的电梯到达水下博物馆时，你会发现你也根本看不到什么。你只能透过轮船舷窗似的圆玻璃，看那被泡在水里的石板，窗户外缘结着厚厚的黄色菌群。
不清澈的江水中浮动的微生物，提醒我是在江下40米，再回想起那个传言：“水下博物馆修建完毕之后，没有人能拍板保证它是绝对安全的，于是被整整空置了一年，才开始接待游客。”我心中生出一丝寒意，遂快步离开。
博物馆两边，是长长的堤岸。与堤岸一条马路之隔的地方，修建起高楼，能住在江边欣赏乌江与长江交汇的美景，那是富人的特权。不幸的是，江水涨潮的时候，江边高楼下的车库也“水漫金山”。
堤岸边的标牌记载了主导者跨步前进的野心：“商业观光街火热招商中⋯⋯”两年过去，它依然只是梦想，路上只有仨俩观光的行人，临江精心修建的仿古建筑一片死寂。在它脚边，小贩仔细地把十颗削去皮的荸荠努力摆得更加诱人⋯⋯
艾伯特与洋鬼子
李雪顺带领我们登上长江师范学院（原涪陵师范学院）老校区的教学楼，去参观何伟“战斗过”的地方。
他是学校公共英语系的主任，也是何伟新书《寻路中国》的译者，在何伟的书中，他叫“艾伯特”。没有人比他更为涪陵感到遗憾，他主动把何伟来访的信息提供给了涪陵的新闻媒体，新华书店、学校领导乃至市委领导。“要提升涪陵形象，这是多好的机会！”
但是，“他们的意识还跟不上。”李雪顺笑笑。何伟说中国人在悲哀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开口说话前会先笑一笑。领导并非是忽视何伟，七八年前，李雪顺与同事有过一次不记名的集体翻译劳动—《江城》在美国出版之后，涪陵的领导们担心“何伟的书里有没有说我们涪陵的坏话？”—译本在校园里秘密流传，虽然李雪顺与何伟一直保持着联系，却从未告诉过他这件事。如今，他告诉我们：那本书神秘地消失了。
教学楼不大，标语不少。丁玲在教学楼入口处教育大家：“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接着，你得学习“文明办事五程序”，它们是：“一起身，二请坐，三倒水，四办事，五送客。”每一层都有让你自省吾身的口号。
有一间教室开着门，室内没有学生，黑板上满是错乱的粉笔字：“神马都是浮云！”“有一种过错叫错过。”“谭利是美人也！”“我们03教室有一场精彩的面试等着你们。”
李雪顺站在一扇锁着的门前：“上次《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来为何伟的文章拍照，我把他带到这个教学楼，刚好这个教室里有一个女生在上自习，他就给这个女生拍了一张照片。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学生，你们不要自卑，不要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好，我们的学生也是上过外国报纸的。”
楼很旧，楼旁边的树也不年轻了，泡桐树开出娇艳的花，在树后面，一栋灰色的6层楼露出半个面孔，大部分窗户都黑漆漆的，似遭遗弃。但它曾经是学校最具权威的人才能住的楼，校领导都住在这里，何伟和亚当曾被安排住在6楼和4楼。
李雪顺指着楼前的江流，请我们欣赏何伟14年前欣赏过的风景，那儿有新建起的高楼，是白加灰的色调，据说这是薄熙来制定的“重庆色彩”。他又指着楼下的小块球地，随口就能吟诵出何伟书中描写它的句子：“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还有，“何伟跑步的道路”、“何伟吃面条的地方”⋯⋯他导游得过于娴熟，以至于我一度错觉我在参观名胜古迹。
但李雪顺也并非何伟的盲目崇拜者，他有自己的判断：“他是一个滑头的美国人，善于打擦边球。”《寻路中国》在中国出版后，何伟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在中国，事后获得原谅比事前获得许可容易得多”。
在涪陵的那些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何伟总是自称洋鬼子，因为这能很快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参加跑步比赛的时候，他拒绝照胸透的体检要求，争吵无效之后，他说要给“和平队”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宿舍里坐了10 分钟，然后回去告诉那些人：“‘和平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管理竞赛的人爽快地答应了。在北京租车的时候，租车人告诉他不能把车开离北京，他把车开到了内蒙古，回来时果然没有受到追究。
我们站在栏杆前看着何伟笔下的风景，沉默不语。李雪顺突然开口：“没想到何伟后来会成为一个作家，还这么有名。早知道，就不要动何伟房屋的布置了，还能让人来参观⋯⋯”“何伟故居吗？”我们吃惊得大笑起来。李雪顺继续说他的梦想：“他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他用过的东西保存下来，原样留在那里就好了。”
但这不只是一个笑话。《江城》出版之后，一些坐船顺着长江旅行的外国人，不再从江边一晃而过，他们要求停下来看看涪陵。很多主动要求来长江师范学院支教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读了《江城》。
2006年的一天，有人找到他：“李老师，美国人问您愿不愿意去美国访问？”“这还用问吗？！”李雪顺很惊讶竟有人问他意见，答案多么显而易见：“我太愿意了！”
在美国，他看到了出版的力量，“《江城》居然在美国那么出名，有那么多人喜欢”。于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买到《寻路中国》中文版权的第一时间，他立刻毛遂自荐做译者，为了得到这个机会，他甚至在签合同之前，就把第一章节译了出来。
在北京宣传《寻路中国》的讲座上，李雪顺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与何伟相识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助教，现在我是教授。”听众席一片冷酷的静寂，他们无法理解李雪顺的自豪感。
他与何伟同龄，生日相隔不过几天。何伟回到涪陵的这几天，他刚刚办妥了一个房屋买卖：他卖掉了2005年花几万块钱买的20世纪80年代的二手房，收回40万元，与此同时，他买了一个60多万元的复式结构的房子，“就当是我花20多万元买了这个房子吧！”
这个决定与他的教授身份有关。这十几年来，李雪顺一直蠢蠢欲动、不安于室。跳到重庆去工作的机会一直若隐若现地勾引他，所以他没有心思在涪陵买一个好房子。只是在重庆的绝佳机会光顾之前，涪陵的“教授职称”成功拉住了他，与荣誉并存的代价是：学校规定，在被评为教授之后，他五年之内不得更换工作。否则，每年得赔偿学校5万多元人民币，并且还要收回其他奖金和补助。
“到重庆去，也不见得比留在涪陵好。”年龄渐长，他决定转变思路，循着可见的康庄大道继续走下去。今年底，由他独立翻译的《江城》也将在中国出版。学校的主人
那一天，我们与何伟回长江师范学院的老校区拍照——这里很可能即将变成平地再起高楼。随着大学扩招，这临江诗意的校园已容纳不了逐年递增的学生，学校在20多里地之外的郊区建了气派的新校区，所费不赀，欠下一大笔债款。“老校区可能会被卖掉。”李雪顺说。刘上的说法走得更远，他听到谣言：“已经被卖掉了。”何伟站在最斑驳的墙前留影，为它即将被推倒的命运感到难过。李雪顺的电话追了过来，他开着新买的轿车在校园里逡巡，要送何伟去参加既定的师生聚会。20多个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他们是毕业分配体制下的最后一代，在他们之中，95%以上仍保持着教师的身份。
这群人中，最远道而来的是Willy，他工作的地方在温州乐清。
“Willy，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我问。
“我们那儿，骨干老师，赚的是年薪。”Willy声音低了一成，往后退了一步，脖子一缩，很不想回答。
“到底是多少？”我追问。他的同学Grant也期待地看着他。
“12万。”Willy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那你呢，Grant？”
“我每个月2000多块钱。”Grant说，但是一点也没有露出羡慕Willy的样子。一个小时之后，我明白了这种底气何来：房子。
Grant与妻子都是何伟的学生，毕业之后他们服从分配去了涪陵附近一个小镇的学校，最初的工资每人只有300多元，“教育政策，对教师来说首要关注的其实是待遇问题，这方面要感谢朱镕基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五年间，我每一年都在涨工资，一直涨到1000多元。后来就没有怎么涨工资，但最近几年又开始有绩效工资。”
两个教师构成的家庭，抓住了学校集资建房的机会。2000年时，他们甚至拿不出2000块钱的定金，随即办了3万块钱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得到他们的第一套房。2007年，以1000多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出售这套房让他们赚了一笔钱，尝到甜头。数度房屋买卖交易之后，如今，他有三套房，两套出租，一套自住。
“我很幸福，真的很幸福很幸福。”Grant的幸福分为三个指标：“家庭、金钱和事业。”就最后一项来说，城市人口的增加也让涪陵的教育得到了增长的机会，Grant从普通中学考入重点中学，去年他甚至考到重点高中去当英语老师，这是公立学校教师典型的成功之路。
“当年，我们同学中有本事的人，才会不服从分配，自己去找工作。”Grant以此赞美Willy。Willy曾经是班上口语最好的学生，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家乡一个小学校，月薪300左右，尽管是分配体制，那里的校领导仍狮子大开口：“你来可以，但要交3万块钱。”恰逢此时，温州的私立学校来涪陵招老师，月薪900多元，这让选择变得容易。
令他进退两难的是，私立学校不提供安全感。直到2006年，私立学校像公立学校那样，给老师买三险一金，Willy才放下心来。只是，私立学校对比公立学校的薪酬优势也随之减弱。但是最近Willy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政府将严格限制公立学校的老师办培训班。”Willy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与何伟以及老同学的聚会尚未结束，他便匆匆赶回了温州。
在人人奋勇向前的温州，Willy也堪称奋斗的典范。他毕业到了温州之后，从没放弃学英语，学语言成为他作为异乡人生活的慰藉和信心来源。 他带去了3本英文字典，读得书脊都散落了。
2000年的秋季，他参加了一次英语教师竞赛活动，这场竞赛一共有500位老师参赛，Willy闯入16强。其他决赛选手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用高级软件做出来的教学PPT，Willy是唯一一个没有电脑的人，他所有的教学材料都是自己手写和画出来的。后来他以新颖的教学方法得到了第一名和1000元的奖金，令他所在的私立学校倍感荣光。
现在，Willy已经在乐清买了房子，每月偿还贷款，但他一直都渴望着回四川乡下，在温州生活太累了，他眷念家乡、想念父母，可是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名利双收之前还无法实现。
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在专科学校向本科学校高歌猛进的这10年，何伟当年所有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专升本的自考，也几乎都从不太好的学校跳槽到更好的学校。
这种个人的前进，在未来不会那么容易，全国排名前六的重点师范学院学生才有可能毕业分配到涪陵城里的中学，小城里的老师再也不愿建议自己的亲人去读师范学院。李雪顺说：“现在的大学生，梦想被击得粉碎！”
“宿舍都成了网吧。学生们白天睡觉，晚上抽烟、玩游戏。想学习的学生向辅导员告状，他们听到辅导员的脚步声，马上拿出书假装学习，辅导员就批评告密者是人为挑起矛盾。为了不让学生玩游戏，学校决定晚上熄灯。但2000多个学生都抗议，在宿舍里叫唤一个小时，谁受得了？”
学生真的成了“学校的主人”，老师的职称、奖金都与学生的评分相关。李雪顺又惊又怕地举出一个例子：“我10岁的侄儿，说老师都不敢得罪我，否则我给他评分全部打D！”大学生们给老师留言：“老师，你给我多少分，我就给你多少分。”老师不能让差生补考，差生在班上有“哥们”，还有请吃饭请抽烟的零花钱。有一个老师，终于给学生交出完美的答卷：全班期末考试平均分100分！
这世界上也有“不识相的人”。音乐系的学生考试，监考老师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老师和一位50多岁的老师。学生们肆无忌惮地作弊，年轻女老师警告无效，抓了5个作弊的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学生会主席。音乐系乱了阵脚，学生和“各种关系”找到她，求情与威胁并用，要求她修改作弊报告。
理由如此充分—老师，大家都作弊，你为什么只抓我们几个？这不公平！老师，作弊要受到降级一年的处分，现在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您让我们早出校园吧！年长的那位监考老师没有在作弊报告上签字。
年轻的女老师陷入了困惑，她可怜他们、同情他们，但是自己错了吗？最后她没有修改自己的选择。
平时，学校的最高权威、校长也常常告诫老师：“你们要用钱，找学校要，不要找学生收钱。”学生有令校长恐惧的杀手锏：给市长信箱写信。
李雪顺头疼现在的学生太难管理，不再像10年前的学生那么听话。这一代的孩子懂得了权利要靠自己争取，可是他们却表现出另一种自私与绝望。
所有人都对现实感到困惑。
长江师范学院上一届的校长，决定开设新的专业，如果不能让学生就业，师范学校前景在哪？涪陵是以榨菜闻名的城市，他决定要配合生产榨菜的整个流程，研发新型专业，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工业人才”，但这理想随着他升迁为“校党委书记”无限搁置下去。而让刘上惊讶的是，居然还有同学根本不担心能否毕业，父母会为他们妥善安排一切。
这压力延伸到了高中教师的身上。学生高考填志愿时，Grant会建议他们不要选择师范专业，最好是选择实用型、容易就业的专业。夜空不寂寞
就业焦虑裹挟了中学生、大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Emily刻意选择了距离这种焦虑最远的小学。重庆市政府要为涪陵作画，Emily觉得，在最天真的白纸上才有可能“作画”。
何伟与从四面八方回来的学生一起快活地喝酒。Emily短暂地出现在聚会上，她不喜欢也不需要参加这聚会，何伟会单独与她见面。
第二天，Grant对我说：“我们都很奇怪，Emily怎么了，她看起来变得沧桑了很多，没以前开朗了。她在学校里是很漂亮很活泼的女孩。”
Emily曾经在半夜醒来，想抓住一个梦：背景是闪闪发光的金色，她认出了他的背影。“弟弟！”她叫了一声，他转过头来，灿烂地冲她笑。
他不应该自杀。还是一个男孩时，弟弟就比身边所有人都更懂下棋，他继承了父亲、那位数学教授聪明的头脑。然后他上了大学，学习计算机。有一天，他变得忧郁，离开学校回到家中，开始读跟宗教和哲学相关的书籍，尤其沉迷于孔孟之道。
“如果你读孟子，你会变得更漂亮，因为你的脸上会闪耀智慧的光芒。”他对姐姐Emily说。Emily无言以对，那个时候，她已经去深圳工作，何伟去看望过她好几次，她在深圳的经历被何伟写成故事，出现在《纽约客》上。她还被画成漫画，一个脸庞圆阔的“花木兰”——美国人假想中的深圳打工妹。
“何伟写你的时候，似乎总有一种悲伤的情绪。”我无意中说。
Emily收起笑容：“可能是我影响了他吧。我弟弟，他自杀了。”泪水涌出眼眶。
他喜欢的所有东西，都不为他身边的人所理解，包括他后来患上的忧郁症，也唯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有一次，Emily对何伟说：“我弟弟是现代化的受害者。”
2005年，他做了最后的努力，离开涪陵到深圳去找工作。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害怕，他躲在她的房间里，不肯走出去。几天之后，她将他送上去往重庆的飞机。他没有回到涪陵。恐惧和厌倦拽着他从高楼跳下，那一天是6月1号。
“我们家的人好像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融入不了⋯⋯”Emily缓缓地吐出这些字。但现实呈现另外一种样貌：他们的父亲是涪陵的成功人士，他总是能够突破逆境，顽强地赢得他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
毕业的时候，Emily被分配到涪陵师范学院附中，这去向比所有同学都好。但试讲时，听课老师一句带刺的话：“你这教的是什么？”令她羞愧得远逃昆明，尔后又在深圳待了下来，父亲也情愿她远走高飞。
她以为自己已经被开除。谁曾想10年之后，学校电话到深圳：“你还回来吗？”他们居然一直保留着她的教师资格，因为那可以让学校多一份收入。母亲知道之后说：“你回来吧！”
她没有回到师院附中，她去了小学。Grant为她惊讶和遗憾：“现在，我们这些农村娃也在好学校当老师，她却只是在一所小学，还是郊区小学。她家境最好，我们本来以为她是我们之中前途最好的人。”
他没有说到更现实的问题：同学们都过上了中产生活，有房有车者不在少数。而Emily与丈夫租住房子，涪陵房价已经涨到她买不起的地步。
“我不在意。”Emily说，“那些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我有过死后的经历。”其实那只是一个梦，她把它看作是一个昭示：“死亡不可怕，人唯一能做的是净化心灵。”
梦中：有人引导她，走入一个房间，“Clean your heart！”她听到一个声音说。一个脸上有光的孩子走过来，让她趴到他背上，带着她飞起来，穿房过墙，她能看见人们，人们看不见她，“我是不是死了？”她意识到这一点，心中特别高兴，对自己说：“我要把这感觉告诉爸爸。”她梦中也希望爸爸不要为弟弟感到伤心。她被带入一个房间，看不见的东西紧紧地包裹她，像泡在温泉里，难以言喻地温暖舒适。
脸上带光的小孩带着她来到山顶，放下她从山坡走下去，对她说：他10年前从山坡跳下去，每年都要回到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居然是她的儿子，她高兴得要命，带儿子回到出发的那个房间，对一个老太太说：“死一次吧，你试试。”老太太说：“死是不能试的。”
这梦杂糅了现实种种，它有更深的缘由，她有了信仰。“宗教是500年一个更替，现在轮到了巴哈伊教。”她不知从哪儿听来这么一个说法。
她知道，涪陵内在的变化很小，可是她说：“我开始变得强大了。”
同学为她感到可惜，深圳打工10年的经历，她没有赚到钱，又耽误了涪陵的好机会。她不这样想，在外面这些年，她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人，以及形态各异的人生。她曾经爱听深圳一个电台的节目“夜空不寂寞”，节目主持人胡晓梅，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出来的女人。让Emily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打电话到胡晓梅的节目，公开承认自己有很多一夜情，面对这个离经叛道的故事，胡晓梅没有批评她，她只是倾听。
胡晓梅几乎就像Emily在深圳的守护神。有一天，Emily与何伟坐在深圳的一座山上听“夜空不寂寞”。12点，节目结束了，收音机里传出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黑暗之中。Emily对何伟说：“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事情。”
上大学时，她曾经交过一个男朋友。面对一个她反感的现象，男朋友振振有词：“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当她要做出独立的判断与选择，母亲劝她：“别人会怎样想呢？”这令她变得忧郁和紧张，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却不知何去何从。
幸运的是，她在大学遇到了何伟，与中国主流人群不一样的人—Grant皱着眉头对我说他不能理解何伟，“他过得那么苦，整天在外面跑，还睡在野地里，他到现在这个岁数才生孩子，居然还要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Emily说：“我可能只是何伟描写的普通一员，但我对他有特别的感情，没有人像他那样与我做过如此深刻的内心交流。可是我不能太接近他，有一个比方，可能不准确：有两颗行星，一颗质量大，一颗质量小，质量小的那颗会被质量大的吸引，但是为了保持自我，小行星必须与大行星保持距离。”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Emily上网搜索有关这本书的评论，她觉得更了解他了，理解甚至化为了行动—工作日的一天午后，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想：“那我也像何伟那样，出去转转。以前，我关注自己太多，关注外界太少，何伟这次来，一直在跟我谈涪陵的外在变化，他是希望我走出自我。”游荡中，她为一位酒醉的老人叫来了帮助他回家的警察，警察抱怨说已经不知多少次送他回家了。这意外的遭遇令她觉得她曾经两点一线的生活有多枯燥。
Emily烦恼地发现：学校里居然要配那么多保安！她喜欢看学生跑来跑去，互相冲撞的虎虎生气，但是他们不再能这样做，学校害怕他们受伤，不能向父母交代。学生们放学之后被要求排成队列回家⋯⋯何伟鼓励她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她决定在学校的网页上，写写她对学校的意见。
现在，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勇敢的大人才会喜欢我的孩子。”她放纵他，宠溺他，给他最大的自由，让他相信永远都有人爱他，他唯一要学会的是自己做判断和选择。她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要让自己幸福！”这些被看做是最俗气的“读者文摘”似的教诲，安抚过她的青春期，她也决定用这些去保护新一代的孩子。在他们高考之前，就业之前，让他们知道“别人的评价不重要，你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最后，她对我说：“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我可以不这样，你可以不这样，他也可以不这样，然后就都不一样了。”
夜晚的时候，我们离开涪陵。白天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可是到了夜里，可厌的污迹在夜幕中隐去。生长在山坡之上的涪陵，楼群显得层峦叠嶂，闪烁的灯光从每一家的窗户中透出来，像歌剧院里拾阶而上的观众，热情地注视着幽暗的长江，等待一场庄严盛大的演出。
何伟访谈：中国不在北京
全=《全球商业经典》 何=何伟
全：早期你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什么？
何：我父亲是密苏里州的一个社会学家，教他的教授是一个100%的中国人，他叫Peter，我的名字就是源于他。他是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经常看见他——个子很高，光头，有点儿胖，以至于我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长得很高大的。
全：父亲是社会学教授，对你有何影响？
何：我父亲曾经研究过唐人街、医院、老年人等等。他都是采用长期研究的方法，我有时候会跟着他一起去做采访。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机构想帮助美国一个特别小而偏僻的农村，但在展开帮助之前，他们需要了解那个地方，就派了我去采访当地人的情况。这个研究给我很大的影响，从那时候起，我认识到在一个小地方也可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因为纽约并不能代表美国生活。
全：来中国之前，你看过有关中国的书吗？何：一本都没有。来之前，我对中国不感兴趣，它对我来说太远了。上大学到普林斯顿，对我来说就是到了一个新地方，跟国外似的。1994年，我从莫斯科坐火车来到北京旅行。待了一个多星期，开始对它发生兴趣。
全：你毕业之后的旅行，去的大多都是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中国，这和冷战的历史对人的影响有关吗？
何：是的。我到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大而复杂，而且它正在发生变化，是很有意思的。
全：为什么俄罗斯没能让你留下来？
何：实际上，我那时候是对俄罗斯感兴趣，它的文学吸引我。但到俄罗斯之后，我觉得俄罗斯人比较悲观。那时经济特别不好，货币贬值，很多人排队换钱，也很难买到东西。但到中国，发现什么都很好办，当地人务实而能干，是比较活泼的一个社会。所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比较有前途的国家，虽然当时国外的新闻媒体还主要是在关注政治方面的信息。
全：你后来通过阅读什么书来了解中国？
何：我看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这之中包括不少记者写的书。我看到有一本书中说：“我写的内容不代表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我写的主要是有特色的人。普通的中国人，每一天都过得差不多，早上起床开始种地，晚上睡觉，写这些内容不是太有意思。”我那时候就想，这是不对的，普通中国人的身上也发生好多变化。
全：你为什么不写北京？
何：北京不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地方，不是了解中国的地方。也有好多人写北京，那已经够了。但如果我不去写涪陵，可能就没有哪个外国人会去写涪陵。
全：你今年回涪陵的直观感受？
何：我每次来涪陵都会比较感动，因为我在中国的起点是涪陵。涪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以前我觉得中国的读者不会知道我，或者不会喜欢我写的东西。但是，网络出现之后，中国读者变化很大，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好。我以前写书都是给外国人看，但如果有中国人看，而且看了之后决定自己写，那是最好的。
全：涪陵学生的提问，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的，你是否会认为他们其实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不是很感兴趣？
何：对，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很重视爱国主义。但听众提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很不错的，十年前不会如此。
全：你要离开中国，是因为觉得中国题材你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何：不是我对中国不感兴趣了，或者完全了解中国了。我是有点怕，如果不离开中国，以后有一些美国的编辑或读者会认为我只会写中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果我去新的地方学习新的东西，写不一样的文章，对我个人发展是很好的。美国也很有意思，有好多新鲜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也会后悔。
全：你似乎不太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宁愿只是去听或者理解别人的观点。
何：别人的看法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我自己的看法不重要。
全：未来你会继续写非虚构作品吗？
何：如果只有目前这些作品，是不够的，以后我会写自己的故事。我也有一个故事一直想写。我念书时，在长跑队有一个队员，跑得特别快，读书也很厉害，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说自己在美国的沙漠里长大，一切都是自学的。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不是声称的21岁，他31岁了，而且蹲过监狱。他为了上一个好大学，所以改名字、伪造经历，学校给了他奖学金。事发之后，他被抓进去关了半年，出来后他开始偷东西，又受到特别严重的处罚，现在还在监狱里。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因为他在学校里成绩特别好。但现在写他的故事还太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出国比较好，可能过了许多年之后，我回美国的时候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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