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恙

　　美国的主权债务已接近上限，中国艰难地想转变发展模式，欧洲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前景难料，日本则在衰退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世界病了。

　　已经持续了4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过去，世界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反而呼啸而至，危机之初，各界担忧的只是那些“大得不可能倒掉”的公司巨鳄纷纷死去，失业率大幅攀升。但随着危机的蔓延，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当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政府来救，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谁能救政府？当危机的真相慢慢显露，人们终于发现，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出了问题。

　　百年以降，政府的定位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改变。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市场自由放任的神话，成就了以政府干预为实质的罗斯福新政。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深受怀疑，于是又开始“找回自由市场”，新美国模式崭露新角，“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再次回归。10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强化了去监管化的市场定位，亚洲模式广为诟病，自由市场再受追捧。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自由市场的神话又告终结。

　　政府已经出手，但西方主要经济体迟迟走不出危机，有人认为根源就在于政府的干预，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有人认为因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所以起了反作用，并不是政府不应该干预。

　　危机仍在继续。否定之否定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如何定位，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美国模式已经饱受质疑，中国模式也是光环不再，北欧模式的高福利国家更是被认为难以为继，德国模式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独善其身。政府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

　　政府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也不能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政府需要设计出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但中国模式也不是最优选择。

　　债务危机终结福利国家？

　　本刊记者 邢少文

　　一场政府债务危机正在席卷欧美国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下调，使这场危机更添加了一些象征意义。而在关于这场危机形成原因的讨论之中，那些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庞大的政府公共开支被指为主要原因之一，为解决这场债务危机，我们看到这些欧美国家也都在纷纷勒紧裤腰带，削减福利开支。但这样的应对举动也引发了社会动荡，罢工、游行、骚乱频频上演。

　　危机是否代表着福利国家正在被终结？它代表的是过去西方发展模式的难以维系，还是仅是一场应对经济衰退的反周期操作？为此，本刊对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先生进行了访谈。

　　债务危机的缘起

　　《南风窗》：对这次欧美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怎么看？

　　陈志武：欧美财政、债务挑战很大，或许除希腊等几个小国之外，还不算是“危机”，还没到危机的浪尖上。现在我们似乎把任何挑战都称为“危机”了。不管这次危机有多么严重，但实际上还是跟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没办法比。标普把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调低，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一次美国政府信用评级的下调，应该说是个坏消息，短期给市场构成很多打击，也会有一些镇痛。长期来说，这次信用评级下调是坏消息，但不是坏事。实际上，市场基本已经恢复到标普降级之前的状况。

　　冯兴元：美国政府债务目前还没有到危机，更多的是受政治斗争影响而被放大，美国两党拿这样一个债务上限做为契机，来进行政治上的博弈。但从两党的分歧也可以看出了美国社会在形成共识方面的分裂，同时，债务上限的拉锯影响到金融体系对政府债务的信任，也影响到评级。

　　《南风窗》：怎么解读这次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陈志武：第一，这一次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所出现的国债危机和财政赤字危机，从相当程度上是对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所执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否决。在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为了支持大规模福利项目，他们必然靠税收。但是，到最后老百姓愿意交的税不是无止境的，尤其像欧洲国家，很多国家税率已到收入的60%、甚至接近70%，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和人们的收入受到打击之后，你还按照60%左右的税率给国家交钱，这是很难的。

　　于是，财政开支难以减少，财政收入又难以增加，矛盾就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这些危机从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福利国家这种形式，这种制度安排不可持续。

　　美国政府花了1.3万亿美元救经济后，失业率仍然在9%左右。这说明，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基本无效，不过是把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往后拖延了。现在，美债问题、市场震荡都是在否定美国过去3年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靠政府救市行不通，不是解决问题，只是短期强心针，但实质上只是把问题推延。就像在中国，金融危机后的救市政策不仅没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反而强化了这些结构性依赖。

　　其次，就是福利国家不应该成为一种长久的国家形式，大政府主义最后带来的是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

　　冯兴元：政府干预、救市导致了问题的积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果由市场进行调节也会很快恢复，但过程会很痛苦。比如危机之后有些房子要收回，这么多房子，要卖给谁？这样一来社会动震会比较大。基本上，即使这种市场解决方式可能会比较成功，但因为跟选举政治有关，谁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和福利国家正好是合拍的。凯恩斯主义关注两个周期，经济高涨的时候，税收多，可以少支出，财政剩余积存用到经济萧条的时候增加财政支出，以此进行周期平衡。但问题是现在所有国家都存有民主政体缺陷的问题，民主缺失了对自由的维护，无论经济高涨还是萧条，都是赤字财政，都扩大支出。现代民主国家和古典自由国家不一样，现代国家越走向宪政，走向现代性，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是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棘轮效应”，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就是只进不退，只高不低，只涨不降。

　　欧洲发生危机的情况和美国不太一样，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时候，签署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所有成员国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超过一定程度按GDP的百分比罚款，但罚款一直没有执行，有豁免和延期安排，仅是要求他们加强财政纪律。实际上，德国，法国这些核心国家都很难遵守，其他国家更糟糕，通过对财政数字的财务造假来规避，像希腊、意大利这些问题很严重。

　　欧洲的危机跟福利国家、实体经济的问题，还有救市时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偏好等等原因都有关。

　　福利国家终结？

　　《南风窗》：有观点认为08年的金融危机是放任自由主义的后果。现在看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的政府救市、加强监管和部分国有化是导致债务危机的必然后果吗？是否体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可避免？下一步是否又将重归80年代末期的“新自由主义”，才能走出经济衰退的局面？

　　陈志武：市场和政府都会有出问题的时候，这都是人性决定的。关键是两者要取其轻，权衡之下，还是自由市场更靠得住，因为市场是基于“花自己的钱才心痛”的人性原则，把决策权留给财产所有者、留给利益的最直接相关者，而政府则不是，政府配置资源受到“花别人的钱不心痛”的人性诅咒，官员再称职也是在花别人的钱，靠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范围，在五大洲，各国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为之后长达30年的全球化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人类社会普遍记忆短暂，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后，人们普遍忘记了1980年代全球各国为什么要市场化改革了，又很快地投靠政府，由政府重新接管经济、干预经济、大规模救市，甚至重新国有化，他们忘记了这样做会把世界经济带到财政危机、国债危机的边缘。

　　继世界各国1970年代的经历后，我们重新看到政府的失灵，看到“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这个大道理所隐含的危机。希望这轮财政危机、国债危机之后，人们能真正从对政府的迷信中走出来。

　　《南风窗》：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福利国家兴起，70年代福利国家繁荣昌盛，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又削弱各种福利政策，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又使福利国家备受质疑。从这个过程来看，福利国家是否必然意味着“大政府”和效率的必然损失？

　　陈志武：福利国家必然意味着大政府以及效率的损失，所以，政府福利项目应该遵照最小化的原则，少征税，少让社会对政府依然得上瘾。我赞成政府必须给社会的不幸者、失败者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让他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不能过分，社会低保不能高到让人们失去寻找就业的动力，让人们即使没工作、靠福利生活也不愿意去麦当劳按每小时7美元的工资打工，让人们像通用汽车的工人一样即使工作没贡献也能每小时得到七、八十美元的报酬。

　　现在，连美国也靠“大锅饭”太近，西欧国家就更不用说。市场是基于财产私有、基于自愿自由选择，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选择的结果也要自负，责任自负，这两者要匹配；如果政府福利太好，就会打乱自由选择跟后果自负之间的匹配平衡关系，破坏市场的权利与责任必须匹配原则。所以，政府该做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定和维护市场规则，而不是别的。

　　冯兴元：福利是一种给予的权益，不是一个基本的权利，福利制度的“棘轮效应”导致要削减的话会引起很大的反应，里根的政策很多是推进国有部门的民营化，但福利方面，很难压。

　　福利国家走向大政府，是肯定的。像瑞典、德国，他们都有反思，德国的问题反思很深刻，但积重难返，因为民主机制缺乏对自由的保护，而现在民主机制是一人一票。其实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原则是需要加上去的，比如政府的预算上限和债务上限要有限制。原来欧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包括趋同条款确定的是对的，我们叫宪政约束。一个民主机制要做好，要把这些大约束做好。这样有一个好处，民主机制搞来搞去，反正我就这么多钱让你搞，这么多债务让你搞，这是有好处的。

　　《南风窗》：有一种观点为福利国家不过是阶级力量对比和大规模冲突威胁到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时的一种“阶级妥协”产物。您认可这样的观点吗？希腊、英国等国发生的罢工、社会骚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舆论称多数的民众认可政党提出的各种削减公共开支的方案。不同阶层在福利制度变革中的博弈如何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有效的平衡？还是民主制度无法克服的一个缺点？

　　陈志武：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妥协结果，不是阶级妥协产物，而是选举政治的结果。一般而言，靠选民自愿赞成削减开支，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用脚投票”或动荡，选民是很难接受政府削减开支的；只有在金融市场通过债券价格、股票价格大跌，威胁到政府赤字融资的前景之后，选民们才会改变对政府福利的预期、同意削减开支。所以，在标普降低美国国债信用级别以后，市场振动巨大，我当时就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恰恰是金融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通过“用脚投票”倒闭越来越失控的福利国家政府，只有这样，选举政治才能得到平衡。离开金融市场，西方民主政治体系就难以在内在逻辑上长久自洽。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国内一些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这次财政危机与国债危机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机。其实，他们把选举政治制度跟金融市场分离开来看，当然如果单纯把政治制度孤立起来、要求政治制度自身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你真的可以说西方选举政治找不到财政危机的自救办法了。但是，这是一种片面的视角，因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金融市场是整个社会生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政治过程无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往往需要金融市场表态，通过金融市场的动荡倒逼政治过程、倒逼政府政策，让政策回归理性。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是克服民主制度缺陷的答案。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西方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也难以理解西方社会的未来。

　　中国应该学习什么？

　　《南风窗》：欧美政府债务和中国政府债务在形成的原因和风险评估上，存在怎样的区别？

　　陈志武：欧美国家债务失控，或许是因为政治权力太受选民的制约，因为多数选民喜欢政府多施舍、多提供福利，所以财政开支失控、债务膨胀。在欧美，问题不完全出在官员身上，不是掌权者的权力失控所致。而中国则完全不同，在中国，不仅征税权没有受到制约制衡，而且财政预算过程基本不透明，更不会受到民众的监督制衡，所以，中国的政府债务是因为开支权不受制约所致：当我的开支权不受制约而且也不用为开支带来的代价埋单的时候，我当然会大肆花钱。

　　在中国，必须对财政预算、开支进行透明监督，要有更多的问责，同时也必须制约征税权。从欧盟的经历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受制约的政府财政是不可能持续的。

　　《南风窗》：在中国，讨论该不该向福利国家学习，福利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现实政治改革需要的角度出发，应该秉持什么样的观点？

　　冯兴元：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处理好福利与发展的关系，需要遵循竞争秩序，这里面有六个核心原则：币值稳定、开放市场、自由产权、契约自由、责任原则及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福利属于调节性原则，是为了保护竞争秩序的。比如采取区域政策提供一定程度的转移支付，对无生活能力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这是有利于大家接受竞争秩序、利用竞争秩序来为社会带来巨大财富。这些具体的调节性原则是为了有利了竞争秩序的维护，最终有利于每个人的社会安全。但福利制度是个双刃剑，它虽然会稳定人们对未来收入和待遇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但也会增进企业成本，阻碍经济的发展，脱离了维护个人自由原则，就会走向原来意图的反面。不创造足够的财富，高福利梦想难以实现。

　　中国更应着力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所达致的一次分配，一次分配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公平问题，还有一部分需要设计较为妥当的较低程度的再分配制度，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领域，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

　　中国因为人均收入低，还是一个低社会保障的国家，没有履盖到所有人。中国推进的应该是扩大履盖率，社会保障应该是要多层级。全履盖，多层次，才能降低费用。社会保障也不等于国家保障，发展第三部门的慈善业，也非常重要。讨论要不要学习福利国家，要理清几个关系，首先是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其次是辅助性原则，也就是国家只提供辅助性的支持，然后是对政府的授权原则，财政预算的规则约束，再加上地方和全国的民主制度。只要确定这些原则，然后怎么去做，问题不大。

　　危机面前的政府边界

　　文|本刊记者|张墨宁 发自北京

　　曾经的“天堂”正在堕向“人间”，西方也有无法豁免的生老病死。这是自欧洲各国相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政府信用的金字招牌倒下之后，带给人们的最直接感受。2008年，金融危机初现时，自由市场就已开始遭受质疑，其中包括西方人自己，他们开始羡慕所谓的“中国模式”，认为正是政府的强力管控创造了其他经济体难以企及的发展效率，而与中国模式有相类性的国家如德国和瑞士等，则都能够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向“北京共识”看齐似乎成了一种新的共识。经济危局面前，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自由市场过时了？

　　市场经济发展至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大体类型化，美英模式被视为自由市场的代表，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日本模式为政府主导型；德国模式为社会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此外就是北欧的福利国家模式。

　　继次贷危机发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失灵论就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政府对金融产品疏于监管成了主要的罪责。“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市场规则被扭曲，政府放纵2万亿美元的贷款，本身的监管没有到位。冷战之后，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放松政府监管，经济越少政府干预发展越好，这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还有一种是‘北京共识’，政府的力量比较强大，也能发挥市场的作用，我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反而很羡慕中国模式，危机中政府可以迅速干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称。

　　市场已经无法自我调整，政府应该如何补上缺位？

　　美国的去监管化模式便开始了修复的道路，政府出台了不少刺激经济复苏的举措，把部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为困难的银行和企业注入资金，对新能源、医疗保障、教育等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对接受财政援助的企业高管的薪酬实行限制，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然而，危机并未解决。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即认为，如果决策者的思想方法不调整，置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于不顾，企图通过政府干预驾驭经济运行，缺乏约束，风险积聚的态势将难以根本扭转。

　　美债危机即是风险积聚的结果。8月2日，奥巴马签署法案上调美国债务上限。到明年年初，美债上限将最低提高2.1万亿美元，最高提高2.4万亿美元；政府开支少至削减2.2万亿美元，多至削减2.5万亿美元。不过，最终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还是下调了美国的信用等级。虽然美债风险并不足以导致一场根本性的债务危机，但对其产生的根源，则开始有更多反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就曾表示，债务危机正是“大政府”经济政策导致的后果。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火势正烈，布什政府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却被众议院驳回；同时，美国的160余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认为救市计划缺乏公平性，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创新性个人资本市场是非常短视的；而民众也以抗议的方式回应对美国自由市场“史无前例的干预”。不过，这些都没有能够减缓政府向市场出手的速度。很快，新的大规模金融救市方案被通过，总额增至8500亿美元，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市场干预行动开启。

　　奥巴马上台之后，则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第一期为刺激经济的787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投资和退税为美国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并通过减税以及政府支出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今年5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则宣布，2009年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预算成本达到8300亿美元，超过最初计划的7870亿美元。3年当中，美国实施了总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至今仍未彻底摆脱衰退阴影，反而是财政赤字的加剧。根据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局9月1日发布的报告，2011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为1.3万亿美元。而在2009年时，这一数字为1.45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虽然政府承诺未来减赤，但是美国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14.34万亿美元，已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

　　政府支出所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大，在救市当中，美国的“大政府主义”倾向已日渐明朗。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拯救并没有完全避免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出现的问题，相反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运行轨迹，它消磨和扼杀了市场经济制度所激发的人类经济行为的那种激情和创造性。”加拿大华人学者鲍盛刚曾撰文称，美国过度消费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的激增。同时也使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进而扭曲了市场自身的恢复功能。

　　“这次美债危机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对政府进行限制的表现，通过约束机制让政府不能多发债券，逼着政府能省则省，把纳税人的钱用到必要的地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德国模式的优越性

　　曾经创造了高效率的自由市场模式如今却不得不依靠政府的积极介入挽救于危难，而过去被美“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认为税收太高、政府管制太严、劳动力市场太不灵活的德国模式却在危机中得以屹立不倒。

　　尽管8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德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比第一季度增长0.1％，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8月的修正值5.3下滑至5.2。但是德国联邦经济部长罗斯勒仍表示，虽然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和国际环境中经济景气风险扩大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但总体情况还是好的。德国内部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稳固，就业率不断提升，私人家庭收入随之增长。德国经济目前遭遇阻力，但总体呈向好趋势。

　　自2008年以来，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增长，美国一度高达9.8%。唯有德国的失业率出现下降，几年中从8. 5%降至7%。过去一年多，德国股市的增长率也超过了其他的工业化国家，2010年德国GDP 增长3.6%，创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水平。

　　“我们的国家有何特别之处？”连德国总理默克尔本人也不禁要问。她认为，正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使德国能够在危机中得以保身。

　　形成于二战之后的“德国模式”实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与有力的国家干预相结合，既要发挥个人自由、创造性和竞争性，同时又特别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调整市场竞争带来的对公平的扭曲。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

　　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德国政府对美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也并不配合。默克尔曾表示，财政刺激很重要，但它们无法取代必要的监管。

　　虽然德国也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救市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如将5000亿欧元用于为德国银行间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增加自有资本、购买银行坏账，投放820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等。但是总体来说，德国政府在采取经济刺激的时候，严格规定自身的投入规模、行为边界和时间长度，避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德国坚持，经济的复苏主要应依靠经济自动稳定器发挥的作用，而政府干预经济仅仅是一种反周期的短期调节，以减少经济波动的过大破坏性，因此，政府在实施经济刺激时必须要考虑自身行动的必要性，不必要的干涉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性，而不是促进经济恢复。在救助德国受困银行和企业的过程中，默克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国有化”的印象。默克尔表示，“在救助过程结束后，我们要尽快回归原有的社会市场经济轨道。”

　　而与德国经济有相似之处的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幅降息、增加银行流动性。相比之下，德国在分配财政资金时，只将较小的一部分用于公共投资，并且尽量使救援政策的实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德国政府救市时，十分注意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往往通过设计出一种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尽量实现“政府搭私人便车”，而不是“私人搭政府便车”。

　　政府的边界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那些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开始受到重视，他们没有遵循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采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等模式，反而在传统的西方世界遭遇危机时，能够持续获益。中国、韩国、新加坡无一例外以政府威权作为经济管理的主导力。在金融危机面前，西方国家尚且需要强化政府功能，这对新兴国家是否构成一种误导，从而更加倾向于扩大政府控制的范围呢？挽救经济的出发点是不是该取代“市场”这一普世通则？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势作用，就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成长。然而“东亚模式”实行的终归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始终是在与市场机制的互动中起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宪称，如果说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初期，政府的强势作用有着边际递增的效应，那么，在市场机制逐步成熟的后续时期，政府作用就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与市场主体的决策机制相比，政府决策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进入竞争性的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私权的挤出或侵犯，以及寻租等问题。因此，对于“东亚模式”来说，进一步的成功就与政府作用在竞争性领域的适时退出有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转型中的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日前表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

　　尽管在1970年代发生“滞胀”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成为常态的政府干预。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即便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陈宪说。

　　而石小敏亦表示：“德国和美国一样，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原则相近，只不过德国创造的模式是社会市场经济，行业自治、企业自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它们是相同的，还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他说，这对中国是一个借鉴。

　　中美互补模式难以为继

　　文|陈和午 经济学博士

　　近日美国副总统拜登为期6天的中国之行，引发外界猜测其此行目的或许是为了修复美国的国家形象。之前国际评级机构标普调降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美国经济模式再遭质疑，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恐慌，黄金价格也顺势迈入千九时代。在此背后，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又呼啸而至，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受到严重质疑，而中国模式却越来越多地被提及。

　　衰落的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阿特曼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曾强调美国模式有三大要点：自由市场、开放贸易和尽可能少的政府管制。但要真正探究美国模式的本质，则需放大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史中去考察。众所周知，上世纪30年代全球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美国的打击尤为严重，1929年10月24日股市遭遇“黑色星期四”，而之前美国则是“兴隆的20年代”。当时的大萧条让凯恩斯主义受到了空前重视，由此成就了以政府干预为实质的罗斯福新政，市场自由放任的神话被打破。到1940年，尽管美国失业问题仍比较严重，但国民收入已恢复至危机爆发前的水平。随后的50~6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特别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使美国随后50多年一直维持了金融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滥发打开了方便之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滞胀的出现让美国经济开始面临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了众矢之的，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转身充斥全球。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便是“找回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她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为口号表明自己革新的决心，在英国实行了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私有化运动。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则进行一场以“大幅度减税、部分私有化、减少政府管制、削减中等收入阶层的福利待遇”为主要内容的“里根革命”，让美国再一次重振了经济雄风。也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发动的这场革命，使得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开始崭露新角，“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原则得到强化，这种模式在随后的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中虽或多或少有所调整，但总体趋势依然保持了延续。

　　实际上，从1987年开始，执掌美联储长达19年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低利率”和“放松管制”政策推向了空前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经济再次维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高增长与低通胀、低失业率并存景象，直至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危机的出现和“9·11”恐怖事件的重击。但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强大的美元霸权、巨大的贸易逆差、金融产业的无序膨胀、居民过度消费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 1999年放松管制和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美国金融市场开始逐渐失去了稳定，而美国人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尽管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但也蕴藏着巨大的信用链条危机。

　　为改变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美联储一度连续13次降息，直至利率为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而格林斯潘2005年的卸任并未降低美元印钞机的马力，相反，他的接任者伯南克依然继续着疯狂美元滥发的游戏。按照伯南克著名的“直升机理论”，要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只需要驾驶直升机，从飞机上往下抛洒美元就可以了。就在美国金融市场沉浸于完成了一个完满的周期，仿佛又回到了“兴旺的20年代”之时，2007年8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尽管美联储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2008年9月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帝国的轰然倒塌还是让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华尔街五大投行垮了3家，还有两家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不断扩大为全球经济危机。

　　在美联储的带领下，全球央行集体掀起了一轮轮开闸放水“救市”的浪潮，美联储的降息行动更是把短期名义利率降到了零，并先后启动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根据美联储的最新表态，这一零利率政策还将继续保持到2013年中期，美联储在必要时仍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箭在弦。然而，直至今日，美国经济依然尚未摆脱完全经济危机的阴影。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GDP仅增长1.3%，第一季度增长只有0.4%，而7月份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1%的高位。伯南克8月26日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经济从危机中的复苏不够强劲，弱于美联储预期。而且，美国金融体系的几近崩塌也让美国模式的辉煌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信用开始趋于削弱。

　　在此背后的玄机则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过度消费甚至“透支”消费行为。从政府角度看是财政赤字预算的不断增加，2000财年美国财政盈余曾达2370亿美元，而到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29万亿美元；2009财年，财政赤字更是创下1.41万亿美元的纪录；而截至今年7月份的2011财年（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前10个月，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已超过1万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国国债规模越来越庞大，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00%，而美国政府每年为债务付出的利息支出高至4000亿美元。从家庭角度而言则是普遍存在着的透支消费状况。

　　模糊的中国模式

　　在本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的V形反弹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使得中国模式在危机中的表现再一次受到世界的关注。对中国模式的较早热议出现在2004年和2005年。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提倡政府干预）。尽管这个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的中国经验概括未必完全准确，但中国模式崛起论还是不胫而走。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经验总结更是层出不穷，中国模式开始“越来越香”，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升温走红。

　　实际上，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目前并无定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此后计划的影子始终还是挥之不去，即使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获得了提升，但政府的强大主导作用与美国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依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中国模式尚无定论，但如果从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讲，中国经济长期依赖高投入和出口导向、而消费明显不足的模式则基本上是共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惊人的70%。随着低资源、低人工、低环境成本时代的结束，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再继续下去已难持久，中国模式的“慢性病”也愈发变得沉重。在中国GDP华丽数字的背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严重“错位”，重量轻质的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可谓着实不少。而随着2010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跨过4000美元的台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对中国经济模式也是一种警示。

　　中美经济：挂钩抑或脱钩？

　　尽管过去发达的金融业支撑着“双赤字（财政、国际收支）、过度消费”的美国经济，但期间美国模式也一直受到不断的挑战和质疑，拉美国家“新美国模式”实验的失败和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以武力强制推行其模式而遭遇的强烈抵抗即是例证。颇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外向型经济主模式撞上了南墙，但一直以强势姿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美国模式并未受到东南亚国家的器重，相反，中国政府的力挺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尊重。而2007年以来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借债度日、过度消费的模式再一次受到严重质疑，美国银行业的倒闭潮，美国“大到不能倒”公司的破产，美国至今尚未缓解的庞大财政赤字，让美国模式再一次严重受挫，而中国经济却在复苏中表现强劲，中国模式则被推向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不难发现，美国经济模式沿着“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的循环，并形成贸易的逆差，而中国经济模式则沿着“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循环，并导致贸易的顺差，中美经济模式无形中形成了互补的基本格局。其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经济互补的利益交集越来越大。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理论，尽管G2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而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更是进一步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而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将近10几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容为“摩托车经济”，其两个引擎就是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如此之势，这也就难怪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美两国领导人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同舟共济”，尽管期间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始终风声鹤唳。实际上，在经济危机的寒流中，两国首脑还倡导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至今已举办了3轮。

　　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危机也让中美“共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危机重重——美国过度的消费大大超出了本国的实际生产能力，只能依靠大规模外部进口来解决，而这又会导致大规模的贸易赤字；中国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模式，则建立在低资源成本、低劳动力价格、低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同时“虚胖”，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5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5.6%，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事实上，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政府债务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和放任自流的金融秩序激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抱怨，一直以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领袖的格林斯潘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泡沫先生”，债台高筑的山姆大叔再像以前那样从容挥霍恐怕已是难以为继；而中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模式也造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已是刻不容缓。对于越来越依赖中美两国经济牵引的世界经济来说，失衡也就难以避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货币放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需加紧筑坝抗洪，全球通胀风险又日益显化，如此格局，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当然也就十分脆弱了。

　　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模式有弊端，中国模式也有弊端，当下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重要任务，中美经济发展模式到底是继续如此挂钩还是要趋于脱钩呢？毋庸置疑的是，本轮经济危机已经敲响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警钟，“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或者“中国存钱、美国花钱”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长期来看，中美经济再如此“互补”下去恐怕只会让世界经济陷入越来越失衡的怪圈。美国从二战结束以来开始的“绿纸换财富”神话该停止了，而中国经济在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后，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的出口导向模式也不能再继续了。改变美国模式的关键是适当提高储蓄率，这就要求美国政府必须要控制住财政赤字，美国消费者过度借钱的方式也要受到抑制，美联储更要管好疯狂的印钞机。而改变中国模式的关键，当然是要降低储蓄率，转向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出口这驾马车要慢下来，依赖政府投资驱动的方式要扭转过来，中国经济不能光是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切实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否则纵然中国经济头上顶着不少“第一”、“第二”的光环，但也不是强大、只是虚胖而已。不过短期而言，虽然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一“脱钩”的进程仍然困难重重，毕竟，伟大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也不会是一夜之间覆灭。何况在两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趋势下，单纯谈论“脱钩”也是不太现实的，中美经济的关联性注定两国经济需要“挂钩”，只是双方在不断改善原有模式弊端的基础上，此挂钩非彼挂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