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杨燕青 严婷
“雷曼时刻”三周年之后，这个世界沮丧地发现，我们依旧远未走出危机。在上轮危机中，由于各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中央银行的非常规举措，全球经济免于陷入大衰退。但不久，全球债务危机降临，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政府负债都处于空前的
全球如何才能走出这场“未完成”的危机？在欧元和美元的起伏变迁中，人民币又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演绎其国际化之旅？
针对这些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日前在“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在他看来，危机是对政府的政治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智慧挑战，而将短期经济刺激、中期财政紧缩和中长期结构改革结合考虑，是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关键。至于和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路径安排，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维模式，“只要方向是对的，过程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发展来采取相应政策”。
四重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异常混乱却又是举足轻重的时点，旧的危机还没过去，新的危机又开始了。你如何看待上一场危机和这一场危机的关联？
朱民：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两场危机，这其实是一场危机。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因为来势汹汹，所以各国在伦敦的G20会议上采取大幅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日报：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刺激政策是不是有点过了头呢？
朱民：当时的刺激政策还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危机的恐慌和信心缺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刺激政策的力度很大。但刺激政策也扩大了政府债务规模。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也是今天潜在风险的一个方面。
日报：你说“潜在”，是说目前这个风险还没有全部暴露？
朱民：对，现在来看还是一个潜在风险。但与此同时，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当初的判断更多看到的是短期需求的问题，没有看到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台有力措施来推动供给方面和结构性的改革，以至于现在形成了又一轮增长危机。也就是说，本轮增长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结构性改革。
日报：也就是说，刺激政策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朱民：对，刺激政策指向的是需求概念，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在市场充分有效的情况下，刺激政策能够推进经济结构变化。但目前看来，市场并不完全有效，总需求要推动结构改革，并非那么快速有效。
日报：那么重点应该进行结构改革还是从供给角度增加新的力量呢？
朱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结构改革的要求很高，而主要矛盾是怎样把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结构改革配合起来，实现稳定的过渡。现在经济放缓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已经把全球经济增长从此前估计的5%以上，下调至4%左右。美国的经济增速则从3%下调到1.5%~1.8%，这是一个很大的下调幅度。所以怎样维持经济增长变得很重要。但与此同时，吸取以前的教训，进行结构改革使得增长可持续，也变得同样至关重要。
日报：我们走出债务危机有没有一个能够不伤害经济的解决方案？现在针对希腊，针对很多国家的紧缩政策，都对他们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阻力。
朱民：需要做三件事：第一，需要政策来支持并推动现有的经济增长，因为增长最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没有增长就没有钱来还债，就无法削减债务。
第二，需要有效措施在中期内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这样才能赢回市场信任，重新回到市场融资。现实的挑战就是：债务很高的国家需要回到市场融资，但如果市场不相信其财政政策的话，融资成本就会上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短期是平衡增长和紧缩，中期是财政紧缩，那么第三步就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所有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经济增长又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取得。譬如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进一步减少垄断并加强私有化，包括对工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大规模调整；还有教育改革，推动人力资本的形成等等。这些根本措施，最终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当然，这是一个中期计划，不可能一夜奏效。
所以现在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政治挑战，也是对经济学家的智慧挑战：如何将短期经济刺激、中期财政紧缩和中长期结构改革放在一起，并和推动经济增长通盘考虑，这看似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还是可实现的。这需要很多创新，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认为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关于经济理论和现有知识的危机。
美元兴衰
日报：拉里·萨默斯日前第一次讲到美国陷入“失落的十年”的可能，会变得像日本一样糟糕。你在国内的时候一直认为美元会走弱。但目前看来，美元比欧元仍稍好一些，虽然两者波动都较大。你如何看待美元的未来？
朱民：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第一，萨默斯对于美国经济比较悲观；还有马丁·菲尔斯坦，他提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超过50%；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也提出，现在美国经济很可能会陷入衰退。
美国经济可能衰退，加上美国的财务负担很重，这对美元的信心会产生冲击。所以美元不断走弱。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十年中，美元指数一直在走弱。不过，从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各大货币体系是相互依赖的。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走弱，这两种货币都在互相既平衡又弱化的过程中。
最近的一个比较有趣而又前所未有的现象，就是在美国被调降信用评级之后，理应在美国发生一场债务危机，但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却降到了2%以下。由于人们知道美元风险不是破产风险而是信用风险，导致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形成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与此同时，长期资本依然不断流出美元，流入美国国债，也进入黄金、瑞士法郎、日元等避险资产。这表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市场对美元信用风险的担忧。
日报：这会修正你以前的观点吗？
朱民：这是新的情况。以前我们认为美元会趋于走弱，现在看来美元还是趋于走弱。但美元的不可替代性仍然存在，这与走弱的长期趋势又相互平衡。
日报：现在来看，美元相对于黄金在不断走弱，几乎所有的资产相对于黄金都在走弱，黄金会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朱民：黄金其实更多是作为风险规避的一个产品，而很难具有货币的替代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
把脉人民币
日报：在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和格局下，你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应该最关注什么？
朱民：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很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货币地位的提高也变得很重要。法国总统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公开提出欢迎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IMF也发表公开言论欢迎中国的货币加入，这表明世界对中国货币地位提高的需求。
首先，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使用，即要具有广泛的使用性,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所要推动的。目前人民币在经常项下的贸易结算已经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使用率很高。与此同时，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根本的是要有以这个货币计价的资产可供投资。否则，如果拥有这种货币却无法使用，那么依然无法成为国际货币。
最近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人民币产品，加深市场。我觉得这是很积极的举措。但要形成人民币产品的资本市场，需要体制变化、产品变化、市场变化，也需要监管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日报：你讲到人民币需要可供投资的市场和产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会成为一个市场，上海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市场。在岸和离岸市场，哪一个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朱民：在经济发展中，在岸和离岸市场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看看纽约，它几乎是所有货币的交易中心，就很难区分在岸和离岸概念，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日报：对于人民币加入SDR，你认为这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还是能够真正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朱民：人民币加入SDR当然是一件很实质性的事情，不是象征性的。因为SDR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统一单位，对于人民币的信心和地位，作用都非常大。对于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的影响也很大。
日报：按照目前IMF的时间表，人民币加入SDR大约会在什么时候？
朱民：我们有审议SDR篮子的时间表，但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出调整。
日报：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大方向，普遍观点非常一致，但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目前在国内有较多争论。例如，有些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次序搞错了，应该先利率市场化，其次才是国际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人认为，应该先动汇率，后动资本项目，而资本项目和人民币国际化关联在一起。所有这些次序纠缠在一起，让学界开始产生怀疑：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朱民：中国政府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表明要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逐渐国际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政策方向和取向。具体应该怎么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次危机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思维模式并不一定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但对未来的探索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所以，只要方向是对的，过程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发展来采取相应政策。
日报：IMF在今年7月21日针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坚持认为人民币被显著低估，但中国政府对此并不认同。你怎么看待两者的不同意见？
朱民：IMF的定义是人民币汇率低于中期的均衡水平。这个很重要——首先是“低于”，其次是“中期”，第三是“均衡水平”。我们有我们的模型来估算均衡的中期水平。如果中期达到均衡水平，对整个经济金融稳定和贸易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民币低于中期的均衡水平，所以由此希望和建议人民币在中期内逐渐趋于均衡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中国和IMF并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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