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讲话实录》讲述往事：改革越过哪些雷区

　　9月18日，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记者注意到，《朱镕基讲话实录》摆在最抢眼的位置，封面上朱镕基笑容慈祥温和，眼神笃定地望向远方。这套书吸引了很多读者翻阅和购 买。一位收款员告诉记者，每天这套书的销量都有几十套至上百套。

　　《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购书的人中普通老百姓占有很大比例。”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图书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大厦在内的北京三大书城里，《朱镕基讲话实录》的销售都很火爆。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趟过一个又一个雷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虽然《朱镕基讲话实录》涉及的内容都是国家大事、改革节点，但不打官腔、不形式化，语言简洁幽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讲真话，讲实话，这本书比武侠小说还有味，确实让人拿起来放不下。”

　　“朱镕基在改革过程中，对推进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任超说，在本书内容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投入最大、精力最为集中的就是系统把握这些年里朱镕基同志有代表性的讲话内容。


　　1998年7月3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通知》指出，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披露，1999年6月22日，朱镕基在《加快住房改革》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住房改革的重要性。“现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推动消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对推动住房需求给予厚望：“我始终认为对住房的需求还是最大的需求，也是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

　　在当时的发言中，朱镕基不但提出要提高房租，使群众买房子有内在需求，而且还预见了随着二级市场的开发，房地产经纪人的出现，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可以容纳很多人就业”。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刊发了朱镕基2003年1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值得纪念的五年》，关于房地产发展的问题再次被他谈及。

　　他说：“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朱镕基表示：“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

　　朱镕基在任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多次参加金融改革活动。他评价说，《朱镕基讲话实录》所记录的12年间，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1997年面临亚洲危机的挑战，上个世纪末面临入世以后中国金融开放的挑战。12年的经济变化难以把握，但是朱镕基却能很好的运筹帷幄。1992年顶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对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的三热现象提出“快要快到什么地方？胆子要大到什么地方？思想要解放到什么地方？”一系列的问号，同时也进行了正确的阐述。


　　以铁腕手段、强有力工作作风著称的朱镕基，在1991年上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就对新的经济周期全力支持，又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等的提醒下，对即将出现及后来果然发生的严重通胀，首先表现出了高度警惕，抱着严阵以待的态度，有人甚至称他为“防通货膨胀的巨人”。

　　朱镕基曾在一次全国高校管理学院院长会议上批评一位大经济学家说：“什么通胀不是主要问题，我为了高通胀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他于1993年6月亲自兼任央行行长，立即召开全国银行行长工作会议，命令他们在三个月内，尽快把搞“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的贷款收回来，否则，将追究各行行长的领导责任及个人责任。全国人民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中看到了当时全国银行行长们大为震惊、面面相觑的一幕。

　　《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第一卷中收录了他1993年4月1日在中共中央经济情况通气会上的讲话内容《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蘋之末”》。当时，金融形势紧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朱镕基在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不对通货膨胀予以高度重视。当然，只要农业不出问题，所有这些还可以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农业有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镕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但这有一个过程。为了应对金融形势紧张的状况，使改革和发展能够顺利进行，他建议针对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以下措施：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刹住全民集资的趋势、积极稳妥进行企业内部股份制试点、银行要积极清理和回收超范围、超期限拆借资金等。1993年6月9日，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正在发展的严峻形势，朱镕基又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自己当时对此文印象颇深。《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在整体思路中提出“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经济办法、经济政策，尽可能少采取行政的办法”，这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学界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在1992年确定建立市场经济后的最好实践。此外，这十三条中的第一条“要把住基础货币闸门”，这是抓住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要害，得到国际经济学家们的广泛认可。这两条在当时都是很大的创新，因为它们都不同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做法。

　　1994年12月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总结讲话中再次针对“通货膨胀”发表看法。这一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涨幅高达27.1%，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达24.1%。其实，中央在1994年的限制物价措施更为严厉，对部分产品实行了直接的价格管制，但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依然存在。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他说，“我特别要讲一下，现在抑制通货膨胀有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谁的物价低谁吃亏。……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来抓，就像拔河一样，统一号令大家一起使劲抑制物价上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物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曾经为朱镕基讲过税法的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这样评价。


　　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被外电评论为朱镕基勇闯改革的两个“雷区”。国务院在1958年、1982年、1988年和1993年经历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1998年的改革超过以往。根据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务院将减员50%。

　　“我们的国务院应该是高效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钱，财政部门管收费的干部也要钱，最近人民来信反映，对企业的年检也要收费。”在1998年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时，称决心已定，并由“国务院带头”。他在会议中指出，国务院的副总理由上一届的6位减到现在的4位；国务委员由8位减到5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正副秘书长由10位减到5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

　　然而，机构精简的过程并不容易。在1997年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朱镕基说，他正在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但有“铁腕”之称的朱镕基不会知难而退。他在1998年全国人代会湖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1998年改革之后，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人员减少50%。

　　与精简机构、人员相比，工作作风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00年朱镕基在《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工作方式：“具体的讲，就是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的疾苦。”（本报记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