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借贷20亿的温州“跑路老板”

　　“失踪”数天的温州眼镜业巨头、浙江信泰集团公司董事长胡福林的逃离路线已经查明。

　　据记者9月24日获得的最新消息显示，地方政府通过向公安和海关部门查询获知，胡福林9月20日经由上海离境前往美国纽约，且家人也全部离境。温州市瓯海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蔡忠信告诉记者，目前当地政府正在努力联系他，并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这已不是温州民营老板失踪的第一例。

　　浙江温州，阴霾笼罩。

　　9月21日，信泰集团执行董事胡明芬向当地政府和公安举报：公司老板出逃。由此，温州市瓯海区政府和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介入，派驻近百警察和特警进厂维持秩序和保护公司资产，正式接管了信泰集团。

　　记者于9月24日上午赶往温州，展开了对信泰集团老板出逃以及出逃后公司善后事情的采访调查，目睹了老板出逃后公司的混乱状况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批供货商冲击公司大门，近2000名集团本部员工讨薪，政府工作人员与公司高管忙于应付和化解各种矛盾、登记各种欠债。

　　当地媒体称，胡福林欠债20亿元出逃，其中高利贷12亿元。对此，蔡忠信告诉记者，截至9月24日，登记在册的民间高利贷款为1.3亿元，银行贷款接近5亿元，内部员工集资1000多万元，这些负债只是信泰集团公司温州本部的负债，不包括集团公司在温州市以外其他地方的融资。公司已是严重资不抵债，土地房屋等能抵押的固定资产已全部抵押出去了。

　　一走了之的胡福林，除留下一大堆债务，还抛下了一大批茫然不知所措的员工和管理层，也给地方政府出了一道社会维稳难题，以及当地政府为处理和平息此事所花费的无法估量的行政成本。

　　神伤的员工与忙碌的管理层

　　无论是厂区内还是厂外街道上，到处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信泰集团员工，或闲逛，或观望来往人群，或四处打听。

　　从9月23日开始，他们被宣布已经不用做工了。

　　“9月21日下午，厂区门口来了很多供货商准备进来抢货，我们才知道老板跑了，22日和23日我们还正常上班。”员工于洋对记者说，“我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老板会跑。”

　　9月24日，趁着混乱，记者跟着人群一起走进了信泰集团厂区，采访了很多员工，他们中有跟着胡福林从小作坊做起的工作了20多年的朱宗武，有从安徽来的夫妻员工，也有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

　　在接受采访时，他们中有些情绪激动，指责政府不出手相救；有的则理性分析，推测根据法律应该获得怎样的赔偿；有的同情老板胡福林，怀念他对员工们的好；更多的员工则是对集团公司贴出来的《员工安置通告》充满不满情绪，要求公司或者政府全部发放工资和经济补贴金。

　　信泰集团厂区内到处贴有一纸《通告》，通告发布了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召开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自2011年9月24日开始停止生产；要求政府进入清算及破产程序；要求政府帮助收讨有关应收款和出口退税款，在款项未收回之前请政府先代为垫资解决员工工资问题。

　　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的承诺是：企业员工2011年8—9月未发放的工资，自9月24日下午开始有序支付，时间两天；企业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按法律程序在企业启动破产和资产清算后，优先全部支付；企业员工的岗位保证金、工资集资款等，按法律程序在企业启动破产和资产清算后，优先全额返还本金。

　　接受记者采访的十多位员工均表示，要求经济补偿金和工资一起发放。“我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谁也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才能破产清算完，即使那时发放，从外地再赶过来，成本也很高。我们的意思就是不愿意拖。”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打工者称。

　　“补偿金是破产以后才能拿，员工要马上拿，政府目前还有点困难。希望他们也多理解。”瓯海区一位副区长在给员工做工作时说。

　　24日，位于厂区内的员工宿舍灯火通明，员工们一夜未眠。记者在宿舍中采访到晚上12点才离开。很多老员工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而有的汉子以大声唱歌的方式来喊出内心的忧伤。

　　“在这里干了10多年了，多少都有很深的感情。”朱宗武从1992年就到这里学习眼镜制作技术，后来做了抛光员、驾驶员和采购员等职。

　　除了员工，记者接触了不少公司的管理层。

　　胡明芬，最先向政府报告老板失踪的公司高管之一，除了老板胡福林，他就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担任信泰集团的执行董事。

　　记者在他办公室软磨硬泡采访了一下午，他一边谨慎应对记者采访，一边不停地接待各种人员和接听电话。

　　除了承认老板打过电话给他以外，记者所问的其他任何问题，他均以“不知道”、“太忙”等简短词语应对。

　　记者联系信泰集团多位高管要求采访，其中包括董事长秘书叶湛、董事施成栋、潘国琛等，就老板出逃和公司破产一事均避而不谈。

　　政府收拾信泰残局

　　9月21日，温州市瓯海区政府紧急介入事件的处理。

　　据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谢成敏介绍，他们成立了财务调查组、维稳组、接待组，主要负责接待供应商和债权人，登记债务，结算员工工资，预防有人哄抢公司财产等。

　　在采访期间，多位公司员工告诉记者，在当地政府21日下午正式进入之前，已有人从公司总仓库拉出十余货车的眼镜成品。

　　“从21号开始，我们是每天24小时值班。”站在门口值班的警察告诉记者，“每个进出公司的人都要接受检查，防止公司财产被盗走。”

　　显然，政府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守护公司的资产。员工何去何从、债权债务统计、资产评估、公司破产还是重组以及老板胡德林的问题，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大事。

　　“这几天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职工的思想工作。”24日，瓯海区副区长彭立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瓯海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蔡忠信称，“政府下一步打算，这个企业目前来说，能够重组进来最好，有人出钱来接最好，能重组就重组，重组不了就直接破产清算。”

　　一位管护公司资产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胡德林这样的民营企业老板拿着银行、私人的钱一走了之，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给他收拾残局，这对温州市所有人是不公平的。政府肯定要对这种企业老板采取措施。企业老板玩不下去了，都一走了之，然后由政府买单，中国这种事情太多了。不能对企业太纵容，应该形成一个制度。目前实行的是一种坏的制度。”

　　扩张过快致死？

　　“我们每天都在生产，今年的订单都排满了，明年的订单都开始签了。”信泰集团塑胶部行政主管王良告诉记者。

　　接受记者采访的所有员工、中层管理员以及部分高管，都表示无法相信，这么大规模和在行业内名声这么好的企业会破产倒闭。据记者了解，信泰集团公司本部厂区占地120亩，有行政办公大楼一栋、厂房三栋、职工宿舍两栋、宾馆和食堂，仅集团公司旗下眼镜制造的员工就达到1800多人。

　　据统计，信泰集团去年光眼镜的产值就有2.72亿元，今年1—8月份产值1.25亿元。

　　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成立于温州，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眼镜的研发、制造、加工以及销售；品牌代理、零售连锁；能源开发、物业管理以及进出口贸易等。新工业园坐落于娄桥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120亩，总面积16万平方米，全面实现集团总部办公智能化，目前总部员工在3000人左右。

　　信泰集团由六大事业部组成，分别是眼镜制造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品牌代理事业部、零售连锁事业部、进出口事业部和投资事业部。十几家子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温州、金华、衢州等地。

　　主业的眼镜制造事业部包括中国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和温州兴泰光学有限公司，同时拥有完整的眼镜生产链，从前期市场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到温州和深圳设计中心100多人的专业设计团队进行产品研发，再经温州、深圳的生产基地生产、制造，最后销往世界各地市场。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并且拥有自主品牌“海豚眼镜”，“海豚眼镜”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同时也是温州第一个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眼镜品牌。

　　2008年世界光伏产业进入鼎盛时期，信泰集团也开始进军光伏产业，设立了新能源事业部，旗下包括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光伏产品。预计2011年达成产能600兆瓦，产值70亿元。

　　那么，拥有这么多资产的胡福林为何要逃跑？来自多个层面的消息均认为，胡福林投资扩张太快。

　　执行董事胡明芬对记者说：“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但是胡福林在逃跑后给我打电话说，主要是因为投资太快，扩张太大了，已经无法驾驭。”

　　蔡忠信也这样对记者表示，主要是信泰投资战线拉得太长，土地房屋都已经抵押给银行，资金断裂、资不抵债。

　　一些高管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分析，胡福林可能是败在光伏产业的项目上。目前全球光伏产业政策调整，尤其是欧洲等太阳能推广大国调低了补贴标准，使得光伏产业遭遇低迷期，全球光伏产品产能过剩。

　　“如果中硅科技能成功上市的话，老板不会逃跑。”也有一些员工说。

　　在与一些中层员工交流时，有人认为胡福林应该会回来，只是出去借钱了，毕竟这里是他祖传的产业。胡福林的父亲最早是在大街上摆摊子卖眼镜，然后开眼镜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搞小作坊，到现在发展到总资产10多亿元。

　　不能承受之重的高利贷

　　“把他逼向最后绝路的可能是高利贷借款，这个我们只是猜测。”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跟记者聊天时说。

　　截至25日，瓯海区政府提供的信泰集团民间借贷款数目是1.3亿元。

　　“私人到底借了多少钱，目前还不知道。金华、浦江那边还有很多借款。”蔡忠信告诉记者。

　　在温州采访期间，传闻有近十家公司的老板在今年9月份失踪。坊间传言，8月份，温州至少有20个以上的借贷人“跑路”，不少企业主现在人心惶惶。记者未能证实这些信息。

　　从今年4月份开始，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等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老板逃离事件，其中以温州最甚。据温州当地人议论，这些逃跑的民营企业老板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现在银根紧缩、房地产不景气使其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从而被迫逃跑。

　　据了解，温州民间高利贷资本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温州当地人将自己的不动产到银行做抵押贷款，再拿这些钱去放高利贷，赚取利差。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基本没有低于基准利率4倍的，长期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0%—40%，1月以内的短期民间借贷利率甚至达到80%至100%，个案有的高达150%。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民间借贷在温州越来越活跃，目前这种以游资为主的高利贷模式必然会断裂，除了带来很高的金融风险，必然也会伤害到实体经济。

　　周德文归纳说，相当一部分机构和个人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活动，资本越滚越大。这些年来，温州对外投资实现了增值，自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这些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便进入了民间借贷。

　　周德文说，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年利率达180%。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承受高利贷之痛的，信泰集团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周德文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袁名富）

　　警惕资源抽逃实体经济

　　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消失……这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一家企业日前所遭遇的一幕。它的背后，是原本极为普通的资金拆借行为民间借贷，在一些地方正变得日益疯狂的现实。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间信贷比较活跃，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但同时也潜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针对当前民间借贷种种现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指出。

　　疯狂的民间借贷

　　“‘跑路事件’是民间借贷日益疯狂的一个缩影，一些企业身陷高利贷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借款人人间蒸发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警示。

　　民间借贷是指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发生的以生产性用途为主的资金拆借行为。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民间的借贷行为本是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不过，在今年信贷紧缩、流动性紧张等因素影响下，由于贷款利率水涨船高，民间借贷市场随之变得疯狂起来。

　　“与过去几年相比，今年的民间借贷发展非常火爆。”长期做投资生意的中融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高杰告诉记者，民间的资金拆借行为正在从两年前的苏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企业扩展至商贸流通企业乃至普通家庭，一些地方甚至有“全民放贷”之势。

　　虽然无法对当前民间借贷市场总量做出具体估算，但央行研究局日前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去年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之时，这一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报告指出，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

　　“看看高利贷利息就知道民间借贷的疯狂程度了。在年中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想月息5分(年息60%)借到钱还得靠关系，6分、7分很正常，有的企业明明知道还不上钱，只是为了能借到钱让企业多拖几天。”高杰介绍说。

　　央行研究局报告认为，受信贷环境趋紧等因素影响，目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借贷期限短期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资金多用于借贷方弥补短期自有生产资金不足。在流向方面，报告认为不排除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炒股炒房。此外，这类借贷行为缺少正规合同，往往以借条协议、口头协议为主，这使得借贷风险日益变大。

　　警惕资源抽逃实体经济之忧

　　专家指出，民间借贷原本属于中性的经济行为，然而当它走进当前利率畸高的发展阶段后，给金融业、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放大。

　　“民间借贷所具有的特征决定它很容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只有在利率不断上升的预期下才能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资金链断裂，就会面临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

　　高息的民间借贷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杀伤力不容忽视。“当前一些担保机构、典当行、寄售行、网络借贷平台等机构受利益驱使，超范围经营，或者违规开展‘高利贷’业务，这给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增加了融资成本。”吴显亭指出。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民间借贷具有地区性和行业性等差异，因此很难测算出一个平均的利率水平。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一份相对保守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先不说这一水平是否被低估，单是超过20%，并且上涨如此快速的融资成本，对于很多年利润不到10个点的微利企业而言，几乎等同于慢性自杀。”郭田勇指出。

　　当过高的融资成本在加大企业经营压力的同时，也在加速着企业、资金从实体经济的抽逃速度，而“温州跑路事件”成为这一抽逃过程的明显标志。

　　“问过沿海金融办工作人员关于部分企业融资链条断裂乃至跑路的事，他们说只要是一直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资金并没那么紧，出事的企业不少是把精力大量投入房地产、买矿以及民间融资活动。”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也引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关注。

　　资金抽离实体经济的现象也引起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注意。“9月份前半个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8月末大幅减少。我们从掌握的数据和一些案例来看，确实有相当资金流向了民间金融市场，以及从民间金融市场流向了高利贷企业，流向了投融资公司。”

　　让民间借贷不再疯狂

　　经济学家认为，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间客观间存在的利差是导致民间金融利息畸高的原因，下一步金融监管部门应在信贷调控上施以结构性微调，加强对违规借贷行为的监管，此外还应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做出改革。

　　目前民间借贷的疯狂乱相已引起主管部门的关注。银监会日前下发了相关风险通知，央行也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合理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吴显亭指出，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管理制度，使规范的民间借贷“阳光化”；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违法犯罪金融活动，在有效防范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的前提下，发挥好民间借贷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需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和调控，对民间借贷的总量、利率、投向等动态跟踪把握；按照‘新非公经济36条’的明确原则方向，引导更多民间借贷资金合规投向实体经济；对不同类别民间借贷明确监管责任。”吴显亭说。

　　业内人士呼吁，亟须加快民间借贷在制度立法等方面的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周学东认为，考虑到我国金融资源的有限性，正规金融不可能包打天下，民间借贷已成为小企业和个人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因此对符合规范的民间借贷应予以鼓励的态度，同时加快立法，加强在法律上的引导。

　　此外，专家还呼吁要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间不平衡的现状。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我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基准利率的融资成本。为改变这种状况，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刻不容缓。（记者 王宇 任芳 王培伟）

　　厦门纪实：民间借贷的七个谜团

　　9月的厦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站在厦门最繁华的金融街鹭江道上，遥望对岸的鼓浪屿，眼前一弯浅浅的海峡看似波澜不惊。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厦门平静表象的背后，竟也潜藏着一股股动辄数亿元的高利贷潜流。

　　谜团1：厦门高利贷规模几何？

　　厦门高利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是许多人最关心的。为此，记者专程走访了主管中小企业贷款的厦门市经济发展局企业处。有关负责人了解记者来意后，笑着对记者表示：“厦门相比周围的泉州、漳州等地，其实高利贷现象是相对比较少的。只是近来媒体报道得比较凶，说有几十亿元，其实从我手上拿到的案子来看，不超过5个，总规模也就七八亿元。有些小的高利贷案件只有几千万元。

　　当然，周边也有像安溪这样闹得比较大的（指安溪县城厢镇公德村村委主任许火从携3亿多元高利贷借款潜逃一事），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临走前，这位负责人还反复强调，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是两个概念，非法集资应该打击，但民间借贷是合理的，只要不超过4倍法定利率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包括厦门在内的许多沿海城市30年来能有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民间借贷的活跃，因此希望媒体不要妖魔化高利贷。

　　然而一位长期在厦门从事第三方理财服务的金融投资公司高管王伟（化名）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厦门的民间高利贷少说也有一百多亿元，官方统计的只是已经崩盘并且报案的，这只是高利贷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高利贷受害者怕受到牵连，是不会去报案的。”事实上，在厦门街头和银行，记者从多位厦门市民和银行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数字也与之相似。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根据我们记者的调查，在中国的不少城市，高利贷的乱象目前正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最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应适度调整，应适当放松银根，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减低利息等。

　　谜团2：银行是否愿意放贷？

　　高利贷泛滥的背后，往往意味着许多中小企业无法从主渠道（银行）顺利获得贷款。对此，上述政府人员表示，眼下整个银行业资金都偏紧，能压的贷款都尽量压住。如今房地产企业无法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无法贷款，所以从逐利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也希望把钱留给中小企业，因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息相对高些。

　　“我们经常和银行方面通气，现在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真的是很有诚意的。”不过该负责人马上话锋一转，“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厦门有8万多家中小企业，但只有8000多家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剩下的大部分企业要不就是通过亲朋借贷，要不就是通过高利贷融资。”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

　　厦门的银行果真对中小企业贷款充满诚意吗？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与当地多家商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进行联系，但了解到记者采访意图后，对方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采访。经当地媒体同行介绍，几经辗转后，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一位前银行客户经理张强（化名）。

　　他告诉记者，多年来，政府一直号召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但实际上，银行主要的贷款还是放给了国有企业。所谓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多落在上了一定规模有较强实力的“中等企业”身上，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还是很难获得贷款。

　　张强认为这一现象不能都怪银行。“上世纪90年代国企贱卖、私企大跃进的时代，不少私企通过种种内部关系拿到巨额的信用贷款，结果后来货币政策一紧缩，许多企业就撑不下去了。老板见形势不妙就跑路了，结果银行借给私企的大量债务收不回来。

　　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产，银行贷款也一去不复返。有的老板见形势不妙，早在法院查封前就把剩余资产转移到亲戚朋友的名下。这样一来，法院也执行不到了。根据银行风险负责制规定，谁贷出谁负责，银行信贷人员放出的贷款若收不回来，本人要付全责。

　　正由于风险收益不对等，银行吃过这个亏，所以银行一直对缺乏房产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贷款避之不及，尤其是眼下银根紧缩，很多行业现金流都很紧张，有的中小企业搞不好明天现金流一断就完了，银行自然更加担心自己的钱能不能还回来。越是担心，银行也就越是对中小企业惜贷。”张强无奈地表示。

　　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大型国企由于处于政府强力控制下，银行不怕借出去的钱打水漂。所以国企相对私企具有更高的信用，更易于贷款，甚至无需抵押担保往往也能拿到利率较低的贷款。

　　谜团3：中小企业是否难以为继？

　　中小企业原本就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税负过重等不利因素的冲击，如今在持续紧缩货币政策环境下，融资难更是很有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网上早有传言温州等地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厦门的情况又如何呢？

　　厦门经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中小企业的困难并没有2008年那么可怕，厦门并没有出现媒体所称的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的情况。“我们汇总了地税、工商等各个部门情况，发现企业注册数量是正增长的，地税也是正增长的。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整个厦门中小企业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在持续下滑”。

　　该负责人还表示，都说中央的宏观调控让中小企业生存维艰，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倒逼许多粗放型、低附加值的中小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老板，原来是搞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难搞了，结果最近转去搞IT企业了”。

　　不过在众多中小企业中，能够顺利转型升级的究竟有多少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前不久指出，目前可能有10%的中小企业在升级，有20%左右可能正在转型中，而60%到70%的企业现在则是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

　　谜团4：高利贷是饮鸩止渴还是雪中送炭？

　　在融资难的背景下，许多中小企业主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有更多的资金进行转型升级呢？王伟告诉记者，在高利贷运作中，最终很大一部分资金都借给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有人说高利贷是雪中送炭，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也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现在做实业利润那么低，一般只有2%～5%，但高利贷的利息动辄就是4分、6分，一个月的利息比你一年的利润还高，这些企业根本不可能承受。

　　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借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借了说不定还能撑到信贷放松的那一天。他们虽然心里不甘，但也只能被迫接受这一市场利率。”王伟叹了口气，继续说，“有人说借高利贷是找死，但不借高利贷是等死，等死不如找死。我只能牺牲我的信用成本，破罐子破摔。眼下先借了，先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以后还不出再说。”

　　除了中小企业，高利贷还集中流向房地产企业。由于房地产开发对资金需求非常大。在主渠道（银行）受阻时，房企会非常着急，必须尽快把资金流转起来。王伟表示，厦门像这样的开发商很多，借高利贷时都做过现金流预测，但最大的风险在于开发商无法想象国家下一步会颁布什么样的调控政策。如果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开发商也可能会出现现金流中断、高利贷崩盘的情况。

　　“许多人的心态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月6分利息，一年就是72分，我第一年不还，第二年还不还，等到第三年，你忍不住去法院告我，法院也就支持4倍利率。正好一年28，3年72。第三年后，这点利息说不定我就能还上了。”王伟点起了烟，笑了起来。

　　谜团5：担保公司为何成“关键先生”？

　　记者在厦门采访时还了解到，在整个高利贷链条中，担保公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担保是一个微利的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行业。全世界担保公司都是国有的，比如像韩国的中小企业担保公会，都是公益性的由政府扶植的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低费用担保的机构，但在我国担保公司却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这是担保公司热衷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厦门市经发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政府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王强的认可：“如今担保公司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中小企业，这种担保风险高、收益低，担保费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单靠担保业务根本养不活公司，所以很多担保公司根本不做主营业务，主要就是做高利贷。有的就算在做担保业务，也同时在做高利贷。可以说厦门40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100%都在放高利贷。”

　　事实上，近两年来，厦门新成立的担保公司有上百家。许多资本规模在千万元左右的老板，面对融资难、转型难的困局，会选择结束实业，把钱拿来放贷。虽说有风险，但总比搞工厂轻松。一开始可能只是依靠自己的口碑和影响力对周边的熟人收放高利贷，但想要把业务扩大，就要成立投资担保公司，这样就能有一个正规的平台，让公众知道你有这样的能力进行投资担保。

　　王伟说：“我把这种担保公司叫‘穿着白大褂的伪医生’，穿白大褂有利于给企业进行体检，你什么资料都要给我，体检完了发现这家企业还不错，就别去找正规医院（银行）了，我直接把钱通过委托贷款借给你就行了。”

　　王伟还透露，几个月前，厦门还出过一起大案。某担保公司和某企业多次进行委托贷款业务，前几次都按照规定走流程，但最后一次办理抵押时，因为那个产证看过很多遍了，就没去办登记，结果发现这个证是假的，一下子20多亿元就没了。

　　除了担保公司，还有典当行、寄售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等等也都从事着类似的生意，只不过担保公司可以拆借资金，操作高利贷更加方便，因而数量更多。

　　谜团6：大型国企如何参与高利贷？

　　资本都是逐利的。闻到了民间高利贷的芳香后，不少国有企业也蠢蠢欲动。据王伟透露，厦门有好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便做起了资本“二房东”的买卖。由于国企从银行获得资金非常容易，国企前脚从银行获得7%的低息贷款，转手就以30%的利率借出去，操作方法同样是自己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只要背后有房地产公司，土地拿来抵押就能借到钱。

　　“表面上看，一切手续都非常合规，担保公司做委托贷款的时候，把利率设定为法定利率的4倍，这家国企再另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把剩余的利息，以财务手续费的名义打到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账上。”王伟说道。

　　谜团7：银行职员为何成掮客？

　　国企做起了“二房东”，银行也同样做起了“掮客”。有的上市公司增发后，资金一时没去处，就会有银行工作人员以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以中间人或担保人的身份，将客户介绍给急需用钱的企业。银行在其中既赚了手续费，也能增加存量资金，还能提高大客户对它的粘着度。

　　曾经也做过“掮客”的张强告诉记者，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去做放贷人，有天然的优势，对借贷方的信息比较了解，出资人也相当放心。即便是社会上的放贷人，大部分在银行都有关系。

　　由此可见，在这条漫长的高利贷利益链中，从出借资金的普通百姓、企业老板、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到从事二传手的银行职员，人人都是高利贷的获利者。只要资金链没有断裂，他们都能获得可观收入。然而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要崩盘，尤其是当许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抱着饮鸩止渴的心态借钱时，高利贷崩盘的速度会更快。（理财周刊，记者 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