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我和托马斯

　　北岛 | 文 北岛、甘琦 | 摄

　　1985年5月，托马斯首次到中国访问，我陪他去长城。那天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背后城垛上刻满“某某到此一游”，托马斯为人们以如此方式要被记住的强烈欲望感到惊讶。后来照片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是托马斯的诗歌的多语种译本汇编，也包括我1983年夏天从英文转译的几首。正是在翻译过程中，我意识到我正与一位大师相遇。

　　2005年7月，我和甘琦，还有胡舒立和苗棣夫妇一起参加了塔尔伯格（Tallberg）基金会的年度论坛，这是由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精英组成的对话平台。塔尔伯格在瑞典北方的湖边，是著名的度假胜地。论坛中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主要是托马斯和我的诗歌朗诵会。那是在一位已故瑞典作家故居的谷仓里举办的。阳光从窗外涌进来。这是个独特的朗诵会。我朗诵了自己的诗，也朗诵了我译成中文的托马斯的诗，由瑞典听众和主持的美国诗人分别朗诵了他的原作和英译。我和托马斯各坐在谷仓一角。他不说话，但听得津津有味，目光发亮。

　　朗诵会结束后，托马斯用左手为听众签名。他一笔一画，每次签名要花两三分钟，但他从不拒绝。随后我们在作家故居的花园散步。我和托马斯的夫人莫妮卡轮流推轮椅。那天阳光明媚，偶有微风，托马斯的白发被风掀起。胡舒立和苗棣也在听众中。

　　散步时，莫妮卡接到小女儿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她说了几句，把手机给托马斯。托马斯只能听，不能回答，除了点头应和，惟一能说的就是瑞典话“很好”。我说他像个隐居的炼金术士，现代技术还是不可阻挡地进入他的生活。托马斯自己说过：“我的诗是聚合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的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此时此刻，手机就是这种突然的联系。（开篇图）

　　2007年8月，我从巴黎专程去瑞典看望托马斯和莫妮卡。我们一起从斯德哥尔摩乘渡轮来到坐落在小岛上的别墅蓝房子。这是托马斯最喜爱的地方，几乎每年夏天都在这里度过。瑞典的夏天阳光充裕，几乎没有黑夜。他坐在蓝房子外小花园里，乐得像个孩子。

　　蓝房子并不怎么蓝。这栋两层木结构建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楼下是客厅和厨房，楼上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书房。为了保暖，窗户小小的，天花板很低。莫妮卡开始担忧，托马斯爬楼梯越来越困难，将来可怎么办？

　　我在蓝房子住了三四天。除了帮莫妮卡做做中国饭洗洗碗，无所事事。与托马斯无法用语言交流，除非我说他听着，这让我很痛苦。而惟一交流的方式就是音乐。每天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或用一台手提式录音机欣赏古典音乐，或倾听托马斯用左手弹电子钢琴。琴上方挂的是托马斯祖父画的多桅帆船。

　　2010年6月，我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参加文学节，然后乘夜船去斯德哥尔摩看望托马斯。万之到码头接我，再开车陪我到托马斯家吃午饭。托马斯七十九了，看起来精神很好。我和莫妮卡说到托马斯的八十大寿（2011年5月），她有些担心，怕太多朋友和活动让他吃不消。当晚是瑞典笔会年会，作为笔会的国际秘书，万之安排我和托马斯也去参加。我朗诵了我的两首诗，一首旧作一首近作，旧作就是《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