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困境三人谈：垄断不除 危机不止

　　老板“跑路”、工厂“倒闭”，中小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央企业却在日前交出了一份净利增长超过四成的亮丽“成绩单”。

　　看似无关，实则相连。我们应该怎样定性这次中小企业“危机”？政府到底应不应该“救市”，怎么救？企业在此过程中又应该做些什么？

　　本报邀请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经济观察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次的危机？

　　保育钧：这次的危机事实上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国内矛盾的延续。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有过调研，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四个困难，第一是市场准入难，第二是融资难，第三是权益保障难，第四是负担重。

　　这次应该是以前这些矛盾的激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对拉动经济大局有作用，但是这个好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享受了，民企没享受到。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也激化了之前的矛盾。

　　这次温家宝总理去了温州考察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国九条”出台，这是救急的，很必要，避免蔓延扩大，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政府改革，企业创新。这些反映在我们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是绕不开躲不过的，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周德文：其实我去年就提出产业空心化问题，2010年实业越来越不景气，有三个明显标志：第一，大量资本逃离实业；第二，大量的企业外流外迁，甚至到国外发展；第三，很多企业利用实业平台取得银行的贷款，他们没有专款专用，而是去投资矿山，房地产。产业空心化的延伸，造成了今日之恶果。

　　现在跑路的和遇到危机的企业多少都和这些有关系。跑路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双重身份，既有实业，也有自己的担保公司。当他借出去的钱或者担保的钱出现问题了，连带到了实业，最终出现资金链断裂，被迫出走。

　　张文魁：如果和2008年相比较来说，那次主要是订单危机，这次主要是资金紧张，成本上升的压力。我觉得上次的订单危机还比较好解决，企业停业就可以了，这次企业更多的感觉是左右为难。

　　经济观察报：现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政策，一些细则也仍在酝酿，试图通过特殊的渠道或者一些特殊的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其他方面进行倾斜。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怎么应对？

　　保育钧：我认为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从五个方面深化改革。

　　第一，财税体制要改革，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方式也转变不过来。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政府没钱，那怎么办，它卖地，当初还不好卖。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终于找到一个赚钱的途径，开发新的财源，就是土地财政。

　　第二，是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不改革，无边界地去扩张，民间资本发展的空间就很小了。比如讲房地产问题，国有企业搞什么房地产，你把好的地段拿过来之后，谁能竞争得过你。现在房地产价格奇高，国有企业是罪魁祸首。

　　第三，金融体制的改革。这次温州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金融体制不改革，垄断造成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贷不到款，它只好借高利贷，如果借高利贷搞制造业，它绝对不会借这个高利贷，他的成本、利润只有三到五个点，借十几个点的高利贷能还吗？

　　第四，农村土地制度要改革。我们目前对应的是一个大市场，所以必须要从小生产改成大农业，大农业的基础就是要允许土地流转。

　　第五，改革就是政府自身改革。很简单，政府就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不要去搞资源的配置。

　　这五个方面的改革是缺一不可的，而这五个方面的调整不需要政府投一分钱，就是利益调整，就怕这利益调整动不了。打破现有的垄断集团的利益并没有那么容易。

　　周德文：10月4日温家宝总理抵达温州期间，与温州企业家代表座谈，我对总理提出5条建议。我说的第一条，就是国家要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没想到总理一听，就说“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总理这样一讲，我就更敢讲了。

　　10月12日，国务院就出台了六条金融措施，特别是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同时将小型微型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

　　我提的第二条建议是，要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要允许民间资本筹建能够定向为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银行，善用民间资本力量，而且要使民间借贷合法化。第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步伐。现在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即向银行申请贷款，而利用债券、股权手段实现直接融资却很少，需要加快完善债券、股权市场。第四，宏观调控政策需要适度放松，定向对中小型企业实施放松的帮扶政策。最后，建议国务院设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下面建立国家中小企业管理总局。

　　张文魁：大家在等“新36条”的细则出来，可能会帮助民营经济打破“玻璃门”，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太强大了。

　　在这次救助过程中需要提醒的是，政府应该要特别清醒地看到，有一批企业退出市场，寿终正寝，是历史的趋势，政府不能去扶持所有的企业。政府的政策促进和促退应该两手都要抓，有一些企业是促进，促进进一步提高市场活力；有一些企业也应该帮助他退出。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只看到第一种职能，没有看到第二种。

　　如果政府的救助不讲条件，不顾历史的趋势，一味地进，最后有些企业也是扶不起来的，最后还是得退。

　　经济观察报：目前这种形势下，企业自身应该做哪些方面的调整？

　　保育钧：我就觉得民营企业自身要创新，怎么创新，也是五条。第一条，体制的创新。通过自我积累逐步做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获取暴利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危机当中，资源的整合、兼并重组这一关要过，小农意识要破，这一关很难过。

　　第二条是管理的创新。没有现代管理意识，还是山大王式的、水浒式的管理，很难把人凝聚起来的。第三条是技术创新。技术上创新要做两点，一条就是传统技术把它做到极致，在同行业当中你的质量是最好的；第二点是高新技术方面，瞄准了现在国家最缺的是什么。

　　第四条是经营创新。我们民营企业打价格战，这是最低级的一种竞争。最高级的竞争，一个是品牌，一个是渠道。第五条是风险防范的创新。在管理的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创新方面，企业一定要有风险意识。

　　张文魁：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未来的出路主要是“三转一退”。“三转”就是转移、转型、转业。转移是把产业往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例如是从东部转到中西部，或者是转到诸多东南亚、越南等国外；转型是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去走；转业是产业领域和业态要转变，例如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或者制造业的一个领域转向另外一个领域, 当前服务业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特别需要与产业空心化的概念区分开来，其实很多产业并没有空心化，只是从一个产业转向了另外一个产业，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制造业的比重太大。“一退”，未来很多中小企业也是要退出市场的，一种是主动退，一种是被动退，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被动退。过去三十年中国制造业采取的是一哄而上的模式，好处是快速发展，很多将一个行业做大做强，也解决了就业，也是一种富民经济，有历史的功绩，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就不能与时俱进了。未来很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未来一些优秀的企业会越做越大，他会把退出来的企业的产能接过来，实际上尽管有一个大企业要退出市场，但是产业并不会崩溃，产能并不会减少，而且剩下的企业做大以后，可以避免恶性竞争，能集中更大的力量做品牌、渠道、研发等。

　　经济观察报：接下来，中小企业面临的局势是怎样的？

　　张文魁：一段时间内，企业最大的困难还是成本的全面，持续的上升，这样就把企业的利润挤压得薄如纸片，资金成本也在上升。目前来看，国际需求不会很快恢复，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依然严峻，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还会继续，中小企业生存仍是举步维艰。

　　保育钧：这次的危机是好事，一点点地释放总比一下子爆发来得好，能让大家看到问题。但是根本性的矛盾不解决，垄断不打破，还会有另一个危机出来，这些都是矛盾激化的表象。我提到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四个问题，并不会一下子解决，垄断也很难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