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治委更名 维稳展现新思维

　　最近的日子，老方比较忙。作为湖北某市的维稳办主任，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学习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综治委更名后，市里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中央党校的老师，来进行授课培训，课的内容是《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

　　下午2点至5点，听党校老师讲课。如果需要请假，要提前打招呼，组织部门还会根据培训的内容对干部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年终考评。但无论再忙，老方都会上半个小时的网，看看新闻、论坛和邮箱，对当天发生的事情和新闻进行了解。

　　10月10日，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社会治安专项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针对综治委更名之后的工作部署。此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刚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尽管才二字之差，但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中共将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寻求多元化管理，以缓和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维稳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地方维稳的变化

　　负责维稳10余年，老方深有体会。他表示，目前基层陷入了维稳怪圈，越稳越乱，一级压一级，使得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如今，从社会治理到社会管理，不仅要从思想上改变，而且在处理事件的时候决定也要慎重。“以前是因为社会稳定都与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政绩考核、晋职晋级、奖惩挂钩，所以才会出现许多粗暴的事件，但如今随着矛盾越来越深化，以往那种做法快行不通了，需要变通，运用更恰当的手段来化解矛盾。”老方说，最近开会的内容都是研究如何运用更为妥当的方式来处理危机问题。

　　2009年以来，湖北省出现了多起群体事件，对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从上到下都引起了极大反思。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稳定压倒一切”一直是中央政府惯用的管理思路。但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所面临的维稳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地增加，稳定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观察家分析，此番综治委变名的背后不仅更强调维稳，也要求官员应对事件的能力和素质有所变化，不能再一味用强制的手段进行维稳，要寻求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以缓和现阶段的紧张局势。

　　如今老方所处的地市，除了组织干部进行培训外，还将网络视为重点。组织干部重新认识互联网，论坛、微博、QQ以及贴吧等，以各种案例对干部进行教育。另外，还专门对网络办的人手进行了扩充，除每天负责搜集各种信息，将重大事件编制成短信，发送给分管领导和地方领导外，还承担向外宣传的任务。在论坛和微博等地方，注册马甲，以正面形象回应或者发布消息，对缓和矛盾和宣传地方形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老方部门里的人，每天除了及时浏览网络信息外，还要下到各个基层，和村、乡镇一级的干部进行沟通，因为基层最容易起冲突。下乡的人员不仅要教会基层干部如何维稳，还要他们学会如何进行社会管理，不能再运用过往高压的强制手段。

　　在过去发生问题，地方政府甚至以封闭式和高压的办法来处理事件，比如，封路，抓人，而如今，这些做法被要求禁止，甚至不允许公安部门和部队参与拆迁等事件中。如，当年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地方政府就派公安部门将出口和进口进行封锁，这一做法，在后来的维稳工作会议上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局人士表示，现在公安机关被要求不得参与强拆事件，一旦发生严重违纪行为的，将面临严重处理，甚至有可能被开除队伍。

　　据老方介绍，现在每个镇乡村的情况被分列在一张图纸上，并以红黑笔进行标注。做得好的地方，不仅给予表扬，还向全市进行推广。做得差点的地方，除了进行批评外，还要对其考察，是否适合继续在该职位任职。

　　强调社会管理

　　地方维稳的变化是促使综治委改名的重要因素。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综治委更名，意味着其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到如今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其内涵更加丰富，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工作，体现了中央对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汪玉凯认为，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与长期问题相互叠加，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是当前需应对的考验，而更名后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将把责任重心更多地放在缓和社会矛盾之上。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表示，以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

　　他指出，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矛盾爆发期，从社会治安转为社会管理，从指导思想上来看，是如何更好地设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机制，如何更好地设计社会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增多，基于维稳需要，中央政法委内部也在寻求解决矛盾的治理模式，并鼓励各地政法委开展多元化思路。

　　从“书记、县长大接访”到“大调解”，由“保稳定”到“创稳定”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来预防和遏制社会矛盾的发生，杜绝其根源。“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主管的官员具备多方面整合、协调资源的能力。”接近中央政法人士直言，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越来越大，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政的局面已经力所难及。只有把三者结合起来，协调联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工作的作用。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强调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会后，新华社发表报道称，中央政治局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减少不和谐因素。指出中国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分紧迫，需要长期努力。

　　与会一名官员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会议很明确，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和谐社会、民生将是未来第一位。”

　　压力继续下放

　　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体制由政府统包，社会自治发育严重不良。如何把管治变为共治、把控制转为治理，成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难点。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表示，从社会治安变为社会管理，表明执政者的理念开始更宽泛，机构的改变上也更接近民生本质。

　　接近中央政法委人士透露，用社会建设的手段进行治理，不是放弃部分职能，而是希望运用更恰当的手段来管理和治理，从而彻底实现和谐社会的中心思想。

　　观察家认为，“十八大”召开在即，执政党除了要确保经济水平的上升外，还要维护社会稳定，而目前暴露的强拆、失业、金融危机等诸多问题下，必须要求执政党改变发展思路，从稳定一切过渡至和谐社会，这并非一个部门可以做到，需要更多的部委参与进来。

　　综治委更名后又吸纳了11家成员单位，还下设办公室和若干专项组。至此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旗下共有50余家成员单位。“因此，更名和新添成员单位都凸显中央对寻求社会稳定的决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表示，未来工作内容将随之调整，领导范围将更广阔，除传统的公检法单位外，还将有更多的职能部门进入，因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除了保经济还要保稳定。“我们现在对干部要求，不仅会抓经济，还要懂得安抚，否则这个干部就是不合格。”老方说。

　　但维稳的压力继续下放到地方。在老方看来，新形势下，中央机构的变更从上至下，压力最大的将是基层，因为基层往往是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也是利益化差距最明显的。

　　此外，更名后，组织部门和纪委作为干部的监管部门，在日后的突发事件中，将起到更重要作用。每一件事件，都要形成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上交给监管部门，对每一个决定进行严格把关，坚决将矛盾化解在初期，杜绝将事件进一步演化。一旦发现问题，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介入，将事态影响降低到最小化。

　　维稳的财政依然不断加大。根据当地财政资料显示，2010年，老方所在的地市公共安全支出10647万元，是原先预算8531万元的1.2倍多，比上年支出9183万元增长15.9%，全为市级支出。而2010年，这个市完成财政总收入才94972万元。

　　因为基层的干部素质并不是那么容易就提高，很多时候还是容易起冲突，所以花钱免灾在一定时间内会成为基层干部首选方式。“明年的维稳经费肯定还要增加。”老方说。

　　（实习记者孙丽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