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最高人民检察院24日通报了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孙振，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副处级干部伍超明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的查办情况。经查明，孙振先后多次将国家统计局尚未对外公布的27项涉密统计数据，泄露给证券行业人员；伍超明将其在价格监测分析行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人员泄露224次。
事实上，宏观经济数据“被竞猜”由来已久，尤其是以路透社为代表的境外媒体及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数据的预测结果几乎丝毫不差。2008年以来，路透社已经累计7次精确地“猜”对了我国月度CPI数据，成为名副其实的“章鱼哥”。
我国核心经济数据屡屡“早产”，不仅让政府统计部门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而且也给国内金融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对市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构成了巨大威胁与挑战。
当然，经济数据泄密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有的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谋取利益；有的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讲座、恳谈会，获取高额的讲课费；某些官员通过“讲座”“指导”等形式，向金融界泄密，获取不正当利益等，这些不但涉嫌泄密，还涉及腐败问题。
从经济数据发布体制来讲，一些重要数据在发布前，要提前通知诸多部门和个人，不仅有国家领导人，而且也包括宏观经济数据制定部门。比如CPI的发布，要涉及国家统计局主管领导、相关统计人员以及提供基础数据的29个部门。特别是最终数据形成后，要经过多个环节和部门进行传递，由于涉及部门和人员多，难免让数据提前面世。
尽管我国已大力推广无纸化办公，但纸质文件和报表仍在数据传递中作为保留项目被广泛采用，这无疑为数据泄露提供了方便。在数据公布时间上，从年7月份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统计数据发布方式，将数据发布时间提前。其中，月度统计数据发布由以前的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改为网络分项发布，这无疑为预防经济数据泄密提供了保障。
实际上，在预防经济数据泄密方面，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做得比较到位。其发布的“关键联邦经济指标的编制、公布和评价”，公布机关必须有一岗位能够提供该机关所有经济指标的公布时间表，该岗位任职人员的姓名、办公地址、电话号码必须提供给公众，在正式公布之前，公开数据库不应获得任何数据或估计。一旦公告材料准备完毕，有关机关须加以封存。
而在我国，虽然《统计法》第四十条规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泄露国家核心经济数据行为，多以纪律处分为主，动用“家法”远远大于国法，甚至有些数据泄露案件不了了之。
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国家层面首先要精减传递环节，尽量减少部门和不必要人员的接触，从而缩小知情人范围，尽可能减少泄密风险。其次，借鉴国外经验，核心经济数据传递要实现电子化，严格官员阅览权限，全程跟踪数据传递流程，以建立起预防体系。此外，要加大对泄密者的惩罚力度，凡涉及核心经济数据泄密的，一律按律动“刑”，让泄密者受到法律的严惩。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