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大会”迎来了国内外众多自由贸易区代表，他们很想知道，中国将如何建设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类型多种多样，仅中国，就有多个保税区在试图转型为自由贸易区，但如何转变，选择何种模式，各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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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问题，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和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格拉汉姆·马瑟共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为国内首个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区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保税区，其和
上海机场综合保税区以及洋山港保税区共同构成了“上海综合保税区”，正努力转型为自由贸易区。
戴表示，自由贸易区作为保税区的升级版，需要有很多领域的突破，比如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
2011年成交额将超一万亿
《21世纪》：在欧美经济相对不稳定的背景下，浦东的保税区发展情况如何？
戴海波：今年总的态势很好，各方面经济指标增长都在20%左右。但是从季度分析来说，还是有微微下降的趋势。
从进出口来说，增长较快，进口的增长大于出口的增长。在保税区是一个大的逆差，我们估计今年逆差会有500亿到600亿元，这也表明我们国内的进口需求进一步在扩展。
《21世纪》：那对保税区的国际贸易有影响么？
戴海波：从保税区贸易情况来说，机电设备略有下降，其他方面情况基本没变化。
今年保税区国际贸易成交额会超过1万亿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量，这是贸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21世纪》：向自由贸易区转型中，会在哪些关键部分取得突破？
戴海波：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升级转型过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服务的需求需要有很大的突破。
我们目前做的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融资租赁。对航运的企业，从事航运物流的企业，可以申请，这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还可以进行单船单机。
另外，我们推进了期货保税交割，作为上海期交所指定的保税交割库。而且这个功能设立之后，带来了大宗商品交易商的积聚，有可能在这边实现从期货到现货的过程，甚至形成一个影响行业的“洋山价格”。
第三，我们传统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在区域内进行的贸易需要一些离岸的金融支持，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上级的大力支持，在这方面正在进行探索，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突破。
而且，舱单的质押功能也在协商进行突破。
设立自由贸易区是市场的需求
《21世纪》：保税区为什么要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政府需要还是市场驱动？
戴海波：转型不是政府要求的，而且经济领域的活动需求，特别是企业的需求。
我们浦东改革有三个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企业从经营活动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很好地接轨，毕竟现在还是有差别的，有关税，政策上不同。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区域，需要把这两个不同的市场很好地联系起来。
保税区现在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能够促进国际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但桥梁和纽带作用怎么样更顺畅和紧密，功能更强大，这就需要我们探索。
保税区作为特殊监管区域，最基
础的功能是保税仓储等功能，也是最初的功能。但现在这个基本功能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比如说货物贸易，必然带来服务贸易。出口加工企业到一定程度，产业分工，上下游，研发、服务外包、销售等，最终形成贸易。有的部分就在国内市场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在保税区利用这个功能就可以连接两个市场。
比如做贸易，一开始是做进出口贸易，但做到很大之后，仅做进出口贸易不能成为这个区域的核心，因为这个企业不能做第三方的贸易。新加坡可以做，所以很多公司的亚太区总部在新加坡，但其实贸易量很大一部分在中国，这个需要突破。因为现有的政策大体上只允许进出口。
目前，在整个国内进行第三地贸易暂时或不可能，所以肯定要找一个地区进行试点，这个需求现在很大。
《21世纪》：这么说自由贸易区是保税区的升级版？应该选择何种模式？
戴海波：自由贸易区肯定是保税区的升级。以前比如保税区只有进出口功能，现在则有服务贸易功能。
《21世纪》：研发等可以在保税区做？
戴海波：可以。比如医药企业药明康德的研发，就在保税区内，是上海最大的CRO公司，现在有4000多人，就利用保税区的功能做研发，以前他们也是做进出口的。
《21世纪》：现在浦东很强调在功能上实现突破。上面会不会给个“帽子”或者“牌子”？
戴海波：我们在功能建设上一天都没放松，所以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功能创新。比如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上转变，比如金融服务功能的突破。
《21世纪》：外汇管理等难题如何突破？
戴海波：我们比非保税区好多了，但和国际上货币自由兑换还有不少差距。我们已给了很多特殊支持，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进行探索，包括离岸贸易在这方面就进行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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