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1—12日，2011财新峰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寻找真实的成长。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说，历史数据表示，换届效应确实对中国短周期有很大影响。但这样的现象在这次五年规划（十二五）可能会被打破。
范剑平说，从第六个五年规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投资增长速度是17%-18%，到了五年规划的第二年投资增长速度加速到24.7%，到第三年加速到28.6%，到第四、第五年又回落到18%、19%的水平，中间明显有两个比较高的年份，第二年、第三年。第二年是开党代会，党领导换届，第三年是政府换届之年。这就是换届效应。
但范剑平说，在十一五的第四年（2009年）和第五年（2010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庞大刺激计划，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26%、27%的水平，今年一月份保持在24.9%，以往第一年应该在17%、18%，在这么高的起点上明年、后年还要进一步加速，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
以下是范剑平发言全文：
范剑平：谢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这个话题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一般喜欢把经济短周期和政府换届效应联系在一起，这个现象在西方和在中国都存在，中国大家更愿意用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国家的第六个五年规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如果把每个五年规划按照平均年增长速度来看，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投资增长速度是17%-18%，到了五年规划的第二年投资增长速度加速到24.7%，到第三年加速到28.6%，到第四、第五年又回落到18%、19%的水平。中间明显有两个比较高的年份，第二年、第三年。第二年是开党代会，党领导换届，第三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大家往往用这个证明中国的换届效应，确实对我们国家短周期有很大影响。
范剑平：这样的现象在这次五年规划可能会被打破，因为我们讲到每一个五年规划的第四、第五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应该回落，但是2009年、2010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推出了庞大刺激计划，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26%、27%的水平，今年一月份保持在24.9%，以往第一年应该在17%、18%，在这么高的起点上明年、后年还要进一步加速，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使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一是目前上一轮刺激计划留下的后遗症高房价、高通胀还没有解决，如果后面不进一步刺激了，有希望把这一轮的刺激止步于温和状态。另外一个后遗症，这一轮刺激计划，尽管中国政府债务负担率，尽管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60%，我们还没有超过，但是另外一个是公认的，当年的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恐怕我们在2009年和2010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因为仅仅中央这一块，好像赤字率只有2.8%和2.1%，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地方融资平台大量不计入财政的，经过审计署的审计暴露出来我们现在地方政府恐怕出了若干个小希腊、若干个小意大利，有些地级市经济规模和希腊大小差不多，有些省的经济规模和意大利差不多，债务负担率百分之百，怎么让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张，如果进一步扩张下去，在换届之年大干快上，那我们国家自己就把我们推到今天欧元区的窘境。
范剑平：所以对"十二五"时期换届效应不要有太大指望，中国应该寻找另外的出路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种靠凯恩斯主义一会儿踩油门、一会儿又踩刹车，不是以控物价作为首要任务就是以保增长为首要任务的日子在中国不能长期下去，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和一个更长周期联系在一起，二次大战以后，从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一直到60年代末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用凯恩斯理论来指导经济，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作用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战后重建中起到了正面效应，但是后来留下了通胀和滞胀。从80年代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一批领导人告别了凯恩斯主义，更加推崇"供给学派"的理论，走了放松政府管制、反垄断、减税，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的过程，从那以后一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基本上是政府对经济干预作用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培育出了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带来了世界十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阶段，当然由于美国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出现了这次金融危机。现在为了救急，大家用了一段凯恩斯主义，但是把凯恩斯主义请回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这就证明这个世界不会重新回到让政府作用进一步强化的过程。
范剑平：我想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中国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恐怕很难走出这样一个周期。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坦率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由于应对危机我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强化了，甚至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洋洋得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看到的我们制造出来的矛盾将不可收拾，表面上看我们的通胀水平不高，但是存在着那么多的价格管制，带来的有价无市，缺电到了这样的程度，出租车打不到，表面上看CPI不高，中国已经尝够了隐性通胀的苦头。
范剑平：回过头恐怕这是我国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上，政府弱化政府直接控制资源方面恐怕要迈出更坚实的步伐。相信无论新一届领导人怎么考虑，现在国内的矛盾已经挤到这儿，不改不行。外面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走到了国际倒逼的环境下。"十二五"时期中国必须向体制改革找出路，必须深化要素改革放在改革的重中之重，让我们的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将是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未来最大的希望。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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