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摆脱危机要依靠实业家 约束金融家

　　黄奇帆：摆脱危机要依靠实业家，寄望科学家，约束金融家

　　——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侧记

　　■唐汉

　　国际金融论坛上的太极拳

　　国际金融论坛（IFF）自2003年创立以来，已经开了八次年会。今年这第八次年会格外引人瞩目，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已经3年了，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病情反而加重了，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相继发生，美国和欧盟占有2010年全球GDP60万亿美元的一半，美元、欧元和日元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三种货币。日本GDP与中国不相上下，其实“病”得也不轻，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所以，今年大会第一场讨论的主题就是 “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与中国的作用”，三位主旨发言嘉宾分别是新上任的IMF总裁拉加德、代表金融机构参与处理希腊危机的国际金融协会总裁查尔斯·达拉拉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坦率讲，这场讨论有点像打太极拳，因为拉加德和查尔斯·达拉拉的眼睛盯着的是中国，而黄奇帆的演讲言下之意是：你们先不要盯着中国，首先该从欧美的政策失误中寻找答案，我这里有个药方，供你们参考。

　　都是高手，点到即止。黄奇帆的药方听起来不错，但美国和欧元区能不能采纳，可能不是药方对路就可以的，因为欧美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总要花钱，要选票的，决定了其背后都有利益集团，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利益集团害死人呀。

　　重组是金融界永恒的主题，这位被他的粉丝们视为重组教父的重庆市市长拥有N多的成功重组案例，仅纯粹的金融机构起死回生的重组案例就有五六个，“渝富模式”、“八大投”两个案例甚至被世界银行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推广。他有一句关于重组的名言：凡是大面积存在的问题，凡是长周期存在久拖未决的问题，都要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都要从改革、创新、重组上动脑筋。

　　金融危机既是大面积存在的，又是久拖未决的，当然也是因为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在黄奇帆看来，不但制度安排有问题，就连制度安排的理论源头都有问题，解读这位重庆市市长的对策，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他认为摆脱金融危机要依靠实业家、寄望科学家、约束金融家。我们先来看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年会上黄奇帆的号脉。

　　金融业的三个原则和金融界犯的三种错

　　黄奇帆在主旨演讲中说，现代金融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第一，金融是服务业，服务于工商企业，为制造业和各类其他的第三产业服务，如果金融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各种二三产业，金融就是中心；脱离了这个服务的轨道，就当不了中心，就变成了泡沫，变成了“空心”。总的一句话，工商兴则金融兴；工商企业不兴，金融倒霉。

　　第二，金融是讲信用的，信用的基础是资本的充足和现金流的稳定。

　　第三，杠杆率要适度。他说：金融是要有杠杆的，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但杠杆伴随着风险，所以过高的杠杆率一定引发泡沫。

　　在黄的这三个原则中，服务和信用显然是杠杆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安全保障。黄认为美国金融界对这三个根本的宗旨显然是忘记了或者因为利益的驱使丢到了九霄云外：回顾这十几年美国的金融，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状态 （黄奇帆多次说过，如果说“9·11”影响了美国10年，那么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实际上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核心，但是几乎没有太多的为美国工商经济服务，而是在虚拟经济体系当中自我循环，或者在全球金融中追逐热钱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违反了第一个原则——不再是真正的核心，丧失了服务功能。

　　第二个错误，他们的确有许多“创新”，但那是就金融创新而创新，是在虚拟经济中的创新，而不是为工商产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工商产业的创新。整个美国虚拟经济中的坏账，主要就是泡沫创新的产物。

　　第三个错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工资越来越离谱。上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界高管的工资与GE、GM等产业公司相差不多，两三倍而已。但是到这个十年，哪怕是金融危机以后，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投资银行工作三五年年薪就有10多万美元，比大学教授的年薪还高；到了中层干部就是几百万美元，总裁是几千万美元，是奥巴马总统的数十倍。高工资要有高利润支撑，高利润就带来高风险。职业经理人为保持自己的收入，在微观活动中追逐利润，就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危机，把全世界的经济都拉下水。仔细分析一下，教训惨重。

　　要摆脱金融危机，应该从实体经济出发，金融则应该回到为工商产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该抓药了。这位在中国金融界有号召力的重庆市市长认为，3年来各国政府总在与金融专家讨论如何摆脱金融危机，是不靠谱的：

　　现在已经出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的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各种论坛组织也都在研究怎么摆脱危机，除了在金融体系框架制度安排中动脑筋以外，我们更应该从实体经济出发，从科技发明、产业发展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回到金融为工商经济、各行各业服务的轨道上来。

　　如果仅仅依靠金融体系来寻找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办法，可以看得见的，大致是三种结果。

　　第一种，想出一些招数把现在要发生的危机推迟半年、一年，把危机推后。

　　第二种，想出一些办法使危机好像解决了，伴随着危机的解决，另外一个危机又集中爆发了。（黄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表示，美国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解决之道就不太究竟，那个时候美国的政府债务没有糟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政府手里是有手段的。就是因为政府决策没有跳出金融家的思维，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未使实体经济明显受益，反而把政府拖进了债务危机。）

　　第三种，转嫁危机，把一个国家的危机转给别的国家。

　　因为金融本身不产生GDP的巨大增量，如果脱离了工商经济发展内循环，只是把蛋糕切来切去，已经丢失、坏掉的资产就没有办法重新产生。

　　科技进步以及围绕科技进步发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脊梁骨，是摆脱金融危机的发动机

　　黄奇帆表示，带领世界走出危机泥潭的，“一定是基础性的科技创新。比如说当年电子产业发展，带动全世界每年增加几万亿美元GDP，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发展，也都是几万亿美元的带动量，当年电力的发展、电灯的发明，这种革命性的科研成果，经过产业放大，也产生巨大增量。这种增量会洗涤过去已经坏账的泡沫，形成一个新的摆脱危机的形势。”

　　（据重庆日报报道：10月22日，在2011国际知名研发机构重庆行动会上，面对一帮院士、专家，作为东道主的重庆市市长说过类似的话：大家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经济主体是实体经济，所以摆脱各种金融危机的最终出路一定是技术进步。如果我们新能源搞得好，也许一个一年几万亿美元的产业就出来了，就可能把原来积淀的泡沫、负担消化掉几万亿；如果有新的好药出来，全世界的人都离不开，一搞也是几万亿；另外还有就是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背景的人工智能，这种智能体系发展起来又会是几万亿。因此，科技进步以及围绕科技进步发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脊梁骨，是国家经济的主流，而金融只是服务业。如果科技进步与工商经济能够很好地互动发展，这个世界就会早日摆脱困境、就会持久发展。）

　　以供应学派理论为中心，进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世界就会有灿烂辉煌的前景

　　黄奇帆说，要实现这样的一种状态，政府的调控当然要有理论工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指导我们经济活动的，不但有为企业家提供的理论工具，也有为要素市场提供的理论，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的理论——这种理论我认为主要就是三个。

　　一是凯恩斯主义，比方说，在金融危机的紧急状态下，政府透支财力搞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发展。但是凯恩斯的那一套只能用于救急——过分的使用、过长时间的使用，会使政府金融债务的危机加大。

　　第二是福利学派的理论。私有制和市场化的发展，一定会造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为了社会稳定，福利主义、民粹主义的管理方法出现了。近几十年来，这一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公平性，起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现在的希腊，一个普通公民近5万欧元，失业在家一年也有一万欧元，不干活也能生活得很好。“我们已经休闲惯了，不干活也有这么高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我们的标准！”就是他们游行的口号。

　　第三是供应学派的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产生，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花了8年时间用这个方法，对美国80年代经济乃至于90年代的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80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也用了这个方法，（那个时期英国）发展得也比较好。其实仔细想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特区、开发区政策，也和这个原理差之不多。

　　供应学派的理论是要增加企业的供应，政府通过减税，通过财务补贴、融资，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创业，更多的人能就业。为了鼓励创业，就要改善创业的环境，扩大中小企业小老板的发展（空间）。

　　有的时候会说，现在市场不景气，没有业务，没有岗位，创业者在市场当中怎么寻找定位呢？我认为不用担心，宏观来讲，人们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找不到岗位的人是皮鞋穿惯了，只看到皮鞋的岗位，穿草鞋的、赤脚的岗位看不到。用供应学派的理论，政府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以及资金融通——各方面安排，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就这三种理论而言，凯恩斯主义只能救急，不能常用；福利主义的理论能够常用，但是不能过分；当下最合适的就是供应学派理论，从这方面多动动脑筋，效果更好。我最近看奥巴马的就业法案，还有欢迎世界各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一个法案，都有这样的精神。

　　我认为，用这样的理论，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二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促进战略性的、有革命性意义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如新能源、环保产业、新兴通讯、电子产业，包括云计算时代的整个产业等等。只要以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为中心，进行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世界就会有灿烂辉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