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
对现行住房保障制度有疑义的人认为，弃货币发放做法不用,而直接推行实物保障模式乃是一种倒退。现在既是市场化一统天下的时代，货币性安排才应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不二法门。
返本归宗地讲，采取实物分配还是货币补贴，到底只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横竖也不出方法论范畴，遽然将之归咎于制度性的优劣进退，甚或凭空拔高到路径、方向把握失准上去，实乃小题大做，扯得太远。就方法论而言，完全货币化操作是不是最优手段？这在当前还是有很大疑问的。因为货币手段不总是万能，也有渠道失灵之时。而且货币手段的技术与非技术上的问题，远比实物保障来得复杂。
货币化机制的灵活高效精确等诸多优势，只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得以发挥，即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充分健全，并且在程序上也有极高的规范性。这是极高的构造要求。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系统还不十分发达，在住房保障领域，货币化配置的水准还不高，可以说只在初步阶段，程序性的公平姑且没有办法说起，又遑论规范及效率最后的落实成果呢？
在程序规范上缺少严格约束的时候，货币化的配置，通常只表现为数目字上的抽拿变化，往往使得资金的流向具有其天然的隐蔽性，只要染指资金的人稍微动起心思，实难于掌握。媒体不屡屡曝出已有的住房补贴被划入富人阶层的福利津贴的情形吗？由于普遍存在封闭运作或半封闭运作，货币化的游移度极高，难以管理，在现阶段实不是最好的乃至排他性的选择。
实物分配则不然。数年来，虽然时有开豪车者鸠占鹊巢挤进住房保障领域的情形，但这不可怕。因为实物配置总能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被适时揭发，是这一模式的优点所在，表明此种模式的易于掌握与纠正。这首先就避免了货币化手段的数字游戏所可能导致的一笔扯也扯不清的糊涂账目。比如最近住建部领导就报告，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敷衍塞责的“挖坑待建”（住建部明确其不符合开工标准，不计入已开工套数），就是显著的例子。因为这是一项实物保障工程，有可量化的指标及考核依据，它的产出是切实摆在地平线上的具体物品，极利于规划、落实、评估与核查等性能也就很突出了。
将实物分配环节中发生的资源异位现象说成是这模式先天不足，实乃舍全豹而窥一斑，夸大了问题实质。就适用性能而言，实物分配是现阶段最适合运用到现实环境中去克服因人坏事的弊端的。况且我国在这方面可谓积20多年之功，初步建立了一个实物保障体系，论技术、论经验，都有一定的基础和积累。从最早的政策分房到后来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再到当下的限价房、公租房，一条线式的贯彻与拉开，整个实物保障很系统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多元化，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不断得到加强。放着熟识的路子不去走，何必要另行改道跋山涉水？固然，这么多年的实践，来来回回摸索，费了不少力气，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是在走回头路，却不能领会其中真谛——摸着石头过河，走了多少弯路，才发现曾经沧海，政府直接掌握保障项目的分配，依旧是最为有效最为牢靠的硬道理，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具体项目上去，推动实物产出，意义何在？其一，做好了项目就是用好了钱袋子，其二，殊途同归，把货币如数用到项目上推动实物分配，本意也与把货币发放到中低收入人群手中无异。其三，于分配后的实物管理也有益，管好了项目，也就是管好了钱袋子。
至于技术上的缺失导致分配失准的现象，因为实物分配的可操控特性，稍加用心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指标分解下来后，目标一旦被锁定，只要过程的监控与进度的评价这两个机制跟上去，末端上的分配就不会失去控制。过程监控与进度评价，目前虽然已有，但是显得零碎、随机和被动，而且大多数时候偏好以一连串的百分比来笼统阐述，这种抽象符号化的管理应尽快让位于更具体的解释框架，其系统性和协调性需要得到加强，以便形成常态机制。例如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通报制度，就可以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一种固定、及时且更公开的互通渠道。在此渠道上，不仅项目进展的来龙去脉发布得清楚，全国的年度建设指标也可以精确到时间与空间的二维坐标上去。人类的智慧，可以假借卫星定位来绘制地图，一个保障房信息平台怎么会建不起来呢？
那些对实物保障模式持异议的人，不应该看不到，最成功的住房保障模式不是货币发放，这是有站得住脚的先例的。世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新加坡，没有听说他们是舍实物分配不用而单取货币补贴一条路子的，相反，在这些资本化水平非一般国度所及的地方，以公共住房为主体的实物保障体系作为传统一直被延续至今，甚至成了立国之本。算起来，新加坡的组屋已有60多年历史，美国的公共住房有近80年历史，而英国快有100年了。若是管理民生这件工程容易到只须从口袋里直接掏点钞票塞到穷人手里就可办好，他们又何必这样大费周章？
（作者系房地产事务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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