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帅 姜智强
本轮欧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过度杠杆化”这个烫手的山芋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的后果。在去杠杆化过程中，交织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相互的角力，其长期性和复杂性预示欧美发达国家“去杠杆化”的漫漫长夜才刚刚降临。
过度杠杆化，从经济层面看，意味着整个国家以债务融资进行了过度的消费；从金融角度看，意味着滥用金融创新，过度扩张金融资产。通过本轮欧美债务危机可以发现，欧美国家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是对之前过度金融创新以及过度支出的一种弥补和挽救，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而政府的介入不仅没有将私人部门拉出衰退的深渊，反而自身也陷入了债务泥潭而不能自拔。
首先，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在有效缓解自身债务负担、减少所面临风险的同时，会阻碍国民经济增长。当消费者开始减少消费，并将收入更多地以高流动性资产的形态保留下来的时候，生产企业就会相应减少投资和生产，最终，国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会出现下滑，进而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济的衰退实质上是对这些国家之前利用大量外债来支持高消费模式的纠正。
其次，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使政府政策选择面临两难。“去杠杆化”加深了国民经济的衰退程度，其实，这种衰退是对之前经济中过度杠杆化的惩罚，同时也是市场自身纠正错误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政府却以自身的过度杠杆化来刺激经济，试图拉动经济尽快复苏，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从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具体来说，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直接入市、替代市场参与者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对经济产生强有力的刺激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私人部门储蓄不足、消费过度以及巨大的贸易赤字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恢复，而政府债务的急剧扩大迟早会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第三，政府“去杠杆化”步履维艰，前景黯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政府也开始了“去杠杆化”的进程。例如，作为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希腊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制定大幅度的财政紧缩方案，减轻财政负担，缓解其严重的债务危机，防止其国民经济、国家信用和政府不致崩溃，以期能够使自己继续留在欧元区。然而，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紧缩计划，将会降低社会福利、增加税负，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制约社会总需求和经济增长。
欧美国家从私人部门的过度杠杆化到去杠杆化，再从政府的过度杠杆化到去杠杆化，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其中交织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相互的角力，其长期性和复杂性预示着这将是一个痛苦的煎熬。
然而，与发达国家过度杠杆化不同，我国私人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利用债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还很不充分，因此，我国并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需要。事实上，我国的居民和企业部门负债水平都普遍偏低，过低的债务水平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也不利于实体经济有效利用金融资源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债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助于金融资源更有效地分配给实体企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当前已经重新启动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有望为我国银行系统庞大的信贷资产探索出一条出路，这不仅会提高间接融资服务经济发展的效率，也会改善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占比失衡的格局，切实防范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充分注重风险防范的同时，我国适当提高杠杆化程度的探索正面向未来，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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