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善角度来说如何选择投资项目？非营利组织的有价证券财产目录中可供选择的并不多，如何衡量有价证券财产？作为央行，如何使主流金融领域帮助低收入社区发展？作为某种意义上的“非营利性银行”，如何帮助如“儿童保健中心”之类的机构筹资、运营？11月17日，旧金山美联储银行董事办公室，简单的午餐会之后，中美双方慈善家族的代表、社会影响投资银行家和公益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21世纪传媒的代表、社会创新领域的青年领袖，与美联储的专业人士一起，围桌对话。
只买入具备资产的公司
David Levy（GeneroCity创始人兼董事长）：作为风投，如需资金建立或买入公司，我得决定如何整合资本，如需从人们身上筹集资金，我得考虑我们的关系会是如何。如果你从风投身上将资金转移到个人，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也无法了解那笔资金如何得到尊重、如何收到回报，这其中也会有很多断层现象。我发现任何企业家筹资时，都没有明确的期望。而我的决定是，只买入具备资产的公司，确保资金的安全性。我之所以成为风险资本家，主要是因为没有权益股东，弹性更大，无需陷入无谓的争执。要记住你成为社会企业家的动机是什么，到底是要赚钱还是要做公益，如果是为自己和投资者创造无限的收益，那你就会很难过了。而拥有资产收获利润之后，为社会服务就可以成为你的目标。然后是如何赚钱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投资的企业对社会有害，最终会被慈善机构清算，我们是否要去浪费时间在这些企业上赚取利益然后全数捐献出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John Nelson（Wall Street Without Wall机构负责人）：从为善角度来说，你如何衡量或者决定所投资的项目？
David Levy：其一是与企业家的关系，我十分喜欢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友谊；其二我十分关注从如何要求、分配和分享角度创造文化上的转变，我也很关注从心理层面以我们所拥有的天赋和如何运用这天赋来衡量我们如何看待人生。我对意识和心理学很感兴趣，还有幸福和使命的相关性，我喜欢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致力于创造影响力
Dan Sheehy（IMPACT Community Capital创始人及总裁）：我之前提过我们是投资经营者，从功能上、资本市场上来讲确是如此，而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讲我们又不止于此。因为我们主要的投资人都是大型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销售保险和扩大保险覆盖率，和银行大不相同。他们有企业社会责任，但没有能力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这也不是他们的职责。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就致力于创造影响力，这影响力就成为他们的社会责任资金的集中点，代表他们做投资，使这种影响力带来更多的资金收益，这也比公司到处筹资、到处投资有效率得多，我们创造规模。在我们和Nancy的低收入人群投资基金合作时，涉及不止一个儿童保健中心，我们对Nancy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去了解低收入儿童保健中心，这是你们的职责。这很好！请为我们设计一个项目，以便我们在多个地区投资多个中心，以高效率创造影响力。”
美国的慈善工具需要成倍增长，需要来自多个企业对多个公益项目的直接投资，他们不只是在创造影响力，同时也在公共财政市场对校区、防火区、住房进行直接投资，因为这符合保险公司的投资模式。从政策角度来说，与银行不同，我们会乐意邀请你们作为监管部门。但是保险公司所受的是不同的监管，美国的银行大体上只有一个监管部门，而保险公司尤其是大型保险公司，可能会受50个部门监管，每州一个。尽管现在也有人在努力创造一个联邦级别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在州级别上，不存在社区再投资法。某些州可能比较有见识，他们会有一些类似社区再投资法的法令，其中加州和纽约州是最活跃的。纽约州甚至有法令规定保险公司每年都要报告其社区投资情况，州立保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投资明细表。德克萨斯、伊利诺伊和佛罗里达州也有同样的规定，但并不严格。另一方面，美国也存在一条我们都认同的非公政策，要求所有金融机构尤其是保险公司需加大社区投资、慈善投资和社会投资。
我上面谈到50个州的监管部门，他们的共同点是确保投保人的安全完善，他们仔细审查保险公司的资产，要求保险公司提交一份季度报告。他们重点审查的是保险公司账目上的有价值资产，他们说只有某些特点种类投资资产能成为有价值资产或良好资产，保护投保人权益的资产。另一方面，比较激进的州比如加州，就在敦促保险公司加大社区投资，符合有价值资产定义的投资范围相当小，于是保险公司就陷入了这个紧张局面，而且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没有严格遵循企业社会责任或进行慈善投资，他们便如履薄冰了。至于他们上报的真实社区资产成分，因为我所提到的要求上报的州里，保险公司被允许上报他们购买的财政项目、市政债券和他们投资的公路、桥梁、隧道、学校、医院等设施，但这和资助儿童保健中心、基层健康服务中心、低收入人群住房服务截然不同，这就是我所碰到的难处，因为这些州都没有突破原有的那些真实的社区投资项目的比例。根据几年前加州的数据，保险公司账目上的真实社区投资总额大概是25亿美元。眼前路仍漫漫，但并非保险公司不乐意，他们也试图寻找社区投资的途径，我们会成立一个实体机构，付诸实践。这些公司所展示的政策，就是如何制定他们自己的政策。
如何衡量有价证券财产
沈颢：非营利组织的有价证券财产目录中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你如何衡量有价证券财产？标准是什么？
Dan Sheehy：作为投资管理公司，作为保险公司的金融媒介，我们并不直接干涉直接贷款，我们与有业绩经验的相关实体机构合作，我们审视该组织的投资内容，这也是有价证券财产的指标之一。这并不是风险资本，我们并未直接投资公司，我们有一个子公司负责风险资本、私有股权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比如说低收入投资公司，成立25年多了。这是相当精密复杂的生意，需要丰富的经验，应付各种变化，他们为我们管理政府偿付系统的改变。
我们的住房投资项目为我们提供偿还款和回报，因为这是一种现金流转，承租人交付租金。Nancy的儿童保健中心的受益人都是低收入人群，或许支付一美元，其他款项得由他们支付，因为那房子的按揭还得交呢，由谁来付呢？纳税人，因为这笔钱来自于政府。因此我们作为贷款人，通过Nancy，希望每年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能兑现承诺，为贷款人提供偿还款。在美国，这就叫做拨款风险，我们都知道拨款的最终结果，可能一年之内有收益，第二年就不知道了。经济衰退时，预算也被大大削减，贷款人就遭殃了。Nancy和她的团队帮助这些机构自我管理，这也是另一个衡量标准。
尽管我的表达有些迂回，但我们的标准就包括业绩记录、经验、熟练程度，不仅是在处理投资项目的熟练程度，也包括他们与我们打交道的能力，我们有时也不太相处。
社会创投的个人投资者，也受到政策的影响，包括政府拨款和银行的鼓励政策。在美国，政府政策总是作为一个背景因素，驱使投资者寻找到基准点。Nancy代表一个非营利性银行，她并不直接经营儿童保健中心，而是帮助其筹资，作为中介，负责联系非营利性组织辛勤工作的员工和提出要求的投资者，Nancy就是一个“媒人”。
遵守商业准则并将其用于社会目的
Nancy Andrews（低收入人群投资基金LIIF创始人及总裁）：银行或者银行监管部门来到我们的组织，都会觉得相当满意，你会看到一个符合最高标准的运营机构，我们遵守商业准则，但我们将这些准则用于社会目的。我们试图营造一个对私人资本来说安全舒适、高度严密、管理完善的环境，我们的目标是利用那种文化，为社区项目投入尽可能多的资金，我们向Dan的机构借资金，我们也接受基金会的贷款，同时基金会也提供拨款，我们使用这笔拨款与私人资本混合。
我们的经营规模小，建立时，我们涉足的每一个活动，我们都清楚其成本和回报，也非常了解哪些会有盈余而哪些不会。我们做出关于社会影响力和投资选择的决定，我们的经营模式与企业十分类似，每个项目都能自负盈亏，如果不行，我们也清楚应该投入多少资金。最终，我们也会衡量社会影响力。我们总部设在加州，但在美国多个地方都有涉足，我们以付出资本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社区项目投资了一亿多美元，这笔资金以6：1的比例补充了私人资本，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一美元，就会有相对的六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本。成立以来，我们服务了大概一百万的人群。我们的投资流向了不同种类的项目，包括住房、儿童保健和教育。我们希望资助5.6万个单位的保障性住房，目前已资助1.7万个儿童保健所，我们资助了5万个课桌，将这些加起来，想想教育一个孩子或者给予一个家庭稳定安全住房的社会价
值，我们将这些货币化，根据所知的调查结果，计算出每一个项目最终的社会贡献值，估算出我们为所资助的家庭节省了大概170亿美元。我们从私人资本的企业景气、受资助家庭情况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来衡量。
在你们离开美国之前，如果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也可以顺便买个手镯，这样，你们就会给我们这样的机构捐款。这手镯有红白蓝三色，上面写着“不可分割”。不可分割的意义，在于我们和私人资本市场、公共市场和监管部门都是不可分割的，可以将我们想象成一个体系里的不同分支，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们受税务局监管，有一个联邦认证的代理机构叫做“社区发展财政代理机构”监督我们。但相对于保险公司和银行的监管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松弛的监管方式。
Dan Sheehy：Nancy所做的就是最佳实践的最好范例，她所投资的项目包括低收入投资都是最好的项目。
Nancy Andrews：我想到的创新的优势之一，就是现在美国正进行着一些十分有影响力的社会试验项目，这些项目是帮助弱势儿童获得完善的教育并最终找到好工作的例证。至于这种项目背后的成本，我们也渐渐有了一些准确的数据信息。正在进行这种尝试的机构里，有一部分需要的资本目前还无法获得，他们需要的就是长期的、10-15年的、持久的产权形式，或许能有个4%的回报率。我想了解的，就是应当如何通过整合资本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投资回报和发展完善的社会回报混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基金会和企业共同来商讨这种模式。Dan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甚至还尝试建立一个基金来实现这个目标。
Bob Friedman（Levi"s创办人Haas家族的第四代）：我相信普通大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能力，他们都能够去创业，能够成为技术人才，能够成功从大学毕业，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能够储蓄也能够创造财富。这个国家为每个人的能力做出了投资，但并不足够，我想现在有一半美国人生活有些窘迫，因为他们没有存款，也没有存款机构的帮助，大多数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不接受小额存款，我们投资富有的美国人去创业、办学校和储存退休金，而如果穷人做这方面的尝试，却会受到处罚。这个国家在扶贫方面获得的成功，就是安全网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想要进取的人，却会受到处罚。因此我认为，我们在21世纪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阶梯，这方面最好的先例就是《退伍军人法》，该法为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提供商业贷款、住房贷款和高校贷款，他们也带动了美国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类似的努力，但是以存款为基础，让低收入群体能够存款、买房和创业。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都是一年以内的新企业在为这个国家创造工作机会。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资金，但几乎所有初期投资都来自于个人存款。我相信企业家，也相信你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我想很多人都能学习这种做法，在自己的国家将其付诸实践。
25年内只损失三四百万
John Nelson：你们所做的投资会持续多长时间？
Nancy Andrews：通常，我们做的贷款大概是3-4年，每月分期付款。但在Dan给我们的贷款期限延长到了10年。
Dan Sheehy：而且完全不需要依靠低收入投资基金，他们提供一点点贷款，稍微补充资金，监管每个接受资助的实体机构，但如果他们不提供资金，就得由我们来负责了。
John Nelson：是否存在收不到回报的情况？
Nancy Andrews：是的，尤其是在经济崩溃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最为严重，那是次级抵押债款危机最为严峻的地方，一夜之间，房地产陷入低迷。我们的贷款通常风险都很大，有时会亏本。25年内我们大概损失了三四百万美元，但我们放出了10亿美元贷款，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业绩记录。我们和风险投资不一样。我们放出贷款，然后任其发展，如果发生问题，就出面解决，但我们的投资方式和风险投资不同。
之所以在25年内只损失了三四百万，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投资的项目类型，以及和我们合作的具有共同社会使命的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没有受严厉的监管，所以我们的资本有时来自基金会，有时靠自己利用盈余来创立，因此灵活性很强。我们很幸运，有长达十年的投资，我们将他们投入的这十年的资金作为三四年的贷款放出去，因此可以有耐心。有时我们的借款人遇到麻烦时，我们会耐心帮助他们，最终解决问题。这一点银行是做不到的，因为银行有特定的贷款来源，期满时，他们是没有回旋余地的，而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耐心和灵活性对于我们所投资的社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
Dan Sheehy：而我们对自己的投资也必须有同样的耐心。而Nancy他们在过去25年的业绩数据以及低数额损失，明显也是最佳实践范例的体现。我们从事这一行也只有11年，我们所有投资平台仅仅遭受过一次亏损，就是一笔150万美元的贷款，最后也得到补偿了，只损失了一部分利息，这是仅发生在四个月前的事。
John Nelson：你们一般能为投资者带来怎样的回报？
Dan Sheehy：我们为投资者做不同类型的资产，我们在Nancy的机构和同类机构的帮助下做投资，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大概是5%，我们在保障性住房领域做很多长期贷款，长达18-30年。我们大概有6亿美元贷款，平均息票大概是7%。我们还实行无限私有股权投资，比如纯私人股权，这些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等，内含报酬率大概是12%-15%，但我们这一部分的投资量有所限制，因为我们希望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John Nelson：投资方能否赎回利息？
Dan Sheehy：不能，他们想赎回利息，唯一的方法是将其转售给别人。我们每一笔投资都有大量文件，大概有这么厚，有限合伙协议非常无懈可击，不然就无法管理了。我们有认缴股本，定期要求缴纳，三年的投资期，5年的缴股通知期，直至期满。如果社区投资或社会投资占据保险公司30%的投资额，保险公司就会开始紧张，因为这就需要处理很多索赔，经济又不景气，所以他们步履维艰。但因为他们信守承诺，也有足够的能力，同时这部分的投资所占比例也不高，他们也就可以承受一定的打击，但我们一直以来还没有过重大亏损。投资基金中有95%是用于社会投资的。
Nancy的工作性质更像是一个中介，一个采购经理，为投资者管理资产。她的机构是社区发展投资机构，CDFI，没有所谓的等级评估，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所有几百个具有同样职责的机构里，处于最高层的大概有20个，他们成立大概20-40年。
John Nelson：目前人们也正在研究这类机构的等级评估制度，事实上，“金融无国界”（Wall Street Without Wall）就提倡这种等级评估制度。
Dan Sheehy：这20家机构来自社会不同领域，有一家负责医疗保健设施的叫做NCBCI，国家企业银行社区投资机构，涉足社区保健中心的投资，还有几个负责住房的大型机构，等等。
（本版文字据现场录音听译整理，未经发言者审核）
Cindy Marks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国家分析部负责中国和中国香港的金融分析研究员
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既是央行也是银监会。我负责监管领域的工作，和中国银监会具有同等职能。银行监管部门的职责是以银行为重点，确保美国金融部门的安全和完善，这包括深入银行内部进行审查、给予单独评核。联储的另一个职责是为美国人保证良好的信贷条件。有时对私营银行来说，市场或社区的吸引力不够，我们要平衡他们的兴趣，确保全国的人都有信贷机会。同时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这过程的顺利进行。
David Erickson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社区发展投资中心主任
我们编了一部《社区再投资法论文集》。中国人民银行从印度引入了一些微小型企业债权人，也邀请了旧金山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基金会，共同讨论社区再投资法。因为他们想找到一种方法，使主流金融领域帮助低收入社区发展。银行历来都乐于从低收入地区吸收存款，却不愿向他们放贷。因此美国国会1970年代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银行都有义务满足低收入经商者的信贷需求。作为银行业监管部门，我们负责执行这项法令，最终促成了投向低收入社区每年100-300亿美元的贷款。你们的评论也让我想到你们希望寻找社会企业家或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者，收获双倍或三倍收益的同时也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再投资法有些方面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对非营利性组织、投资机构、公立机构来说，银行也担任召集人的身份。因为银行同时也有监管职能，也乐于倾听你们的意见。我认为21世纪传媒也可以担任召集人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甚至可以考虑与银行合作，将社会企业家、风险资本家、社区召集在一起，因为你们就可以传播新发现和新思想。
沈颢
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今天第一次在有桌子的会议室开会。很荣幸受旧金山美联储的邀请，跟这么多朋友在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交流。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会让一些社会问题更加凸显，比如中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就让很多原来并不明显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显性化。环境污染、弱势群体……越来越成为公共性的问题，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中，社会信用的评估日益重要。好在作为媒体，21世纪报系在目前的中国应该算是拥有比较良好的社会公信力的。我们八年前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所以我们希望运用媒体的公共信用，来做一些关于慈善和社会创新以及社会企业相关的研究、推动和实践。我们来参加这样一个交流，一是向美国的同行学习，学习更多关于社会企业、社会公益以及社会创新的知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运营模式，第三方面我们希望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参与圆桌对话的其他嘉宾：
Aaron Lamstein
Social Venture Network董事、World Wise Inc.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
Timothy Karsten
TDKA集团总裁、为个人及富有家族提供财富管理咨询服务
杨小华 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冰华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
兰宁宇 PE.VC创始人、CEO
陈 豪 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长
冯华伟 小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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