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股份制改革:苏州“抱团”村办公司调查

　　苏州高新区湘江路与马涧路交叉口，枫桥街道办事处边上一幢刚动工的大楼，将是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楼。

　　11月16日，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由枫桥街道组织24个村股份合作社出资3亿元组建，由24名村股份合作社董事长选举 产生董事长张永明。

　　“我们枫桥街道在2005年底的时候，土地基本就已经征完了，24个村的村民全部分配到7个社区了，”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人民说，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股份合作社，纯粹是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跟土地没有关系。”

　　这一始于2001年8月26日吴中区金星村（现香溪社区）的合作社形态，如今广泛存在于苏州各区，但也只是苏州众多股份合作社类型之一。

　　负债村的“嬗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力行表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重要的是“村庄治理、基层管理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民脱离了单纯的农业生产的农村”，否则股份制必将举步维艰，因为“农民会担心股份制改革会对自己的生计造成影响”。

　　而这点正好在苏州临湖镇湖桥集团的成立中得到了验证。

　　临湖镇湖桥集团，正是以村为单位，由原有的三大股份合作社物业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生态农业股份合作社出资组建而成的“抱团”公司。

　　位于太湖之滨的湖桥村，拥有村域面积10.38平方公里，28个自然村32个村民小组1178户4475人，2010年村集体资产4亿元，村集收入4000万元，农民户均股份分红分配达6000元，到2011年底，湖桥村集体资产预计将突破6亿元，村级总收入8000万元，农民户均股红分配达8000元。

　　其实在2003年之前的湖桥村经济实力在吴中区是排中上的，而那一年周边两个区级贫困村夏泾村、兴建村的并入，“让湖桥村一下子变成负债累累”。

　　1979年在湖桥村当过村委书记的徐顺兴，先后做过浦庄镇企业经理、浦庄镇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东山镇农工商经理和东山镇镇长。

　　他到湖桥村后，发觉，正是这两个贫困村携带的拖油瓶大片的农地给了湖桥村土地流转的机遇。

　　2010年11月23日，由徐顺兴提出、经董事会一致通过，酝酿了一年多的湖桥集团成立，徐顺兴任董事长。

　　当时出资最多的是鱼米之乡农业股份合作社，共3000万元，上述知情人士介绍，“这是合作社自己决定的，因为这三家合作社中，鱼米之乡的实力最强，成立集团后它的获利也最大。”

　　湖桥集团成立时的第一笔生意，便是苏州稼泰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租用8000亩土地，盈亏由其自己负责，湖桥集团只管向其收取3000元/亩的租金，一年共2400万元。

　　而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村办集体企业多数都亏损，然后转资给私人老板，村集资产一穷二白。”

　　监督问题

　　“湖桥集团就不同了，尽管到外面经营，但集团的资产和盈利还是要回来，”上述知情人士说，但迄今为止，还未在外做。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化主体，湖桥集团还可以通过工程项目抵押贷款，但他们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现在只收租金，没有风险。”

　　等拿到租金后，集团会进行“四六”分成：40%留在公司做流动资金，60%返还给三大合作社进行分红。据估计，湖桥集团现有资产约有1亿元，比注册资本增加了四千多万元。

　　这样的盈利，与它所依靠的政策优势分不开。尽管徐顺兴再三强调，如果村里要建标准厂房是通过规范的招标过程，以市场化价格来

　　操作，但他也承认，“同等条件下，优先让湖桥集团来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吴中开发区的一名官员认为这样的想法很普遍，“如果由外面的公司来做，利润就不归这个村，这个集团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载体来流转土地的。”

　　除却一点有村民参与分红，类似湖桥集团的企业，其实就是新时代下的一种集体企业形式：由集体出钱，效益归企业，企业利润再划到集体资产，“稳赚不赔。”

　　就像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1990年代的开发区、新世纪初的城乡统筹一体化一样，湖桥集团依旧是在街道、村这个平台上，利用政府背景和土地资源，进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总的还是要在政府引导下，不可能像民营企业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位改革观察者如是说。

　　尽管这两家公司内部都有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但仍有观察人士担忧，最大的利益聚拢在拥有“政治地位”的干部群体里，“只要是政府主导的，农民的利益就很难真正得到保障”。

　　李力行则强调，股份制改革的核心是“确权”，“避免股权虚化，股权必须具体对应地块，在公司垮了后，地块可以按股返还，否则，寻租等问题的出现难以避免。”

　　对这个过程的监督，目前仅限于公司内部的监事会，法律约束力较弱。

　　据卢水生所说，土地流转做得好的村，村干部一年的工资+奖金大概有15万元，分红则根据村的情况在5万-15万元之间，“一年的总收入大概有20万-30万元。”

　　作者：姚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