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大雾笼罩北京，12月6日局部地区能见度甚至不足200米，已经达到了浓雾的级别。虽说在气象学中，大雾乃至浓雾均非极端天气现象，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雾已成灾。通过相关报道可知：大雾迷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骤增，口罩热销；首都机场数百航班延误和停飞；京城内外多条高速公路封闭；仅104国道几个路段，仅两小时内即发生了20多起交通事故……公众健康和社会经济的损失显而易见。
其实，这次化首都为雾都的大雾，经济损失不小，社会影响不良，但也不乏正面意义。联系到已热议有时的是否该公布PM2.5监测结果的争拗，以及PM2.5浓度已突破监测仪器极限，“爆表”一词流行，那么，博弈中的一方将大雾视为老天爷助攻，属于气候的眷顾，是一次大自然的“爆表”，也不无道理。更进一步，如果将大雾看做是猛击一掌，催醒准备睡到2016年才起床的监测PM2.5计划，则可谓正得其时。
有必要澄清，这并非幸灾乐祸，而是针对雾灾导致的客观效果的一种解读，可归于灾后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范畴。
首先，事实证明，“管不住温度，管得住温度计”的方针可以奏效一时，但也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失灵。不肯直面PM2.5，即可能在雾中迷失，看来是漠视民瘼回避真相的宿命。毕竟民意可琢磨操控，天意却从来高难问。当然，还可见，靠安装室内空气净化器，解决不了室外的空气污染问题。
其次，茫茫大雾遮蔽着北京，却廓清了笼罩在环保问题的公共决策上的一些迷雾，尤其暴露了权威公开空气质量指数，与公众感受相距甚远的症结所在。
空气污染本是一个客观事实，一方面与公众的健康和利益密切相关，人人能够感知、也有权评判；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污染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人都是污染源。比如，北京数百万辆汽车的尾气，就是空气污染中PM2.5颗粒的主要来源。同时，空气污染并非孤立现象，不能简单地将污染责任归咎于一个城市、一级政府或者一个部门。在如此容易免责的背景下，环保监测不肯在空气质量指数中纳入国际通行的PM2.5浓度，已是咄咄怪事。而在公众追问中，有关部门还猛捂盖子，将相关数据当作秘密“只供科研用”，就怪不得公众要非议事体并追究缘由了。
究其原因，与“国情不同”这一万能理由相比较，猜测这是“奥运遗产”或许更确切。不少人理当记得，曾几何时，在绿色奥运的口号之下，北京的空气质量开始了政治正确之旅，接着渐变为面子问题，并在今日的大雾中骑虎难下、窘态毕露。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面子比民生更重要，也即面子比公众健康更重要，就是顺理成章的结论，真可谓一愚何及而大可不必。
固然，综观全球大都市，无论是汽车保有量与北京相当的巴黎，更多的伦敦、汉城，甚至多出近一倍的纽约、东京，空气质量均远远优于北京。但这是直面污染，积极治理的回馈，而非遮掩、拖延、隐瞒的结果。
例如，伦敦历史上空气污染长期十分严重，1952年烟雾灾害致死数千人后，痛定思痛，制定出台了《清洁空气法案》，治理持续多年，措施不断升级，才摘掉空气污染的帽子。1988年，汉城为保障奥运会空气质量达标，也一度用行政手段严控污染源，关停并转了一些污染企业；但其处理奥运会后污染反弹的手段，并非遮掩、粉饰，而是直面、改进，努力让奥运遗产产生正面效应，摆脱空气污染的困局。
环保本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奥运后环境和空气污染的反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陶醉和迷失绿色奥运的浓雾之中找不着北，把虚幻的光环当成自缚的绳索，为了挂住面子，积攒政绩而无视事实、遮盖真相、弄虚作假。及至迷雾散尽，决策者和决策部门的不自信昭然若揭；既不相信群众，更不依赖群众的弱点显露无遗，而PM2.5还在那里，空气污染依旧。莫非，要让京城人民告别脏、毒空气，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奥运会永远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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