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驰集团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莫里斯
记者 刘琳
从 2007年到2011年，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4年多时间里，现任美驰集团(Moelis&Co。)首席执行官的肯尼斯·莫里斯(Kenneth Moelis)完成了他建立一家独立投资银行的创业之旅。
从美国德崇证券位于贝佛利山市的一间办公室里开始了投行职业生涯的莫里斯，如今已是一位“老华尔街”，在创办美驰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瑞银集团总裁。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投资银行在生死间徘徊，仅2008年9月15日这一天，美国五大投行中就有2家“消失”：美国第三大券商美林证券同意以500亿美元的价格紧急卖给美国银行、美第四大券商雷曼兄弟公司爆出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加之同年3月，美第五大券商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华尔街史上最辉煌的五大投行已经倒塌了半壁江山。而偏偏在此之前，莫里斯选择离开瑞银，成立一家自己的投行。
莫里斯认为，选择此时创业并非巧合，“我早已经发现，十多年以来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经营模式难以为继。”
莫里斯一直以向客户提供金融顾问服务作为他的事业。但是最近十多年，他发现这项事业中，开始夹杂越来越多其他的东西。因此，他离开华尔街不是离开一家公司，而是离开一种“不对的模式”。
1999年，随着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生效，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经营与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分业到混业、从独立的顾问角色到变成亲自参与资本增值的投资客，这曾经造就了华尔街无比繁荣的期，而巨大的利益诱惑也使人性中的贪婪因子泛滥开来。过去几年，华尔街几乎与“急功近利”、“暴富”等词汇划上了等号。在莫里斯眼中，这正是出现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大型投行在危机中倒下的重要原因。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略显拘谨的莫里斯几次提到二三十年前的华尔街：“传统的华尔街投行家，总是以一个独立的身份，为客户提供中性、专业的金融顾问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信任不断累积，业务的获得也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努力拿到一个项目，然后捞一笔快钱赶紧走人。”
性格温和的莫里斯更希望通过良好的服务来获得客户的认可。2007年7月1日美驰正式运营，第二天就做了第一笔收购交易，莫里斯认为这是希尔顿酒店送来的一份价值270亿美元的“开张贺礼”。
“这背后是20多年的积累。我与希尔顿家族结识了20多年，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提供最好的建议，客户总有一天会认识到你的价值，会找机会感谢你。”
回归顾问本色
1999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宣告了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的实行了长达2/3世纪的意在限制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交叉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美国银行重开混业经营，投行也深陷其中，他们在向客户提供金融顾问服务的同时， 还向客户提供资本服务，这很难避免通过资本输入的方式带入自己的利益。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行的“独立性”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寻找具有“独立性”的投行给自己提供“中立”的金融顾问服务。
《财经国家周刊》：看过你简历的人都会好奇，你在2007年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以前选择离开瑞银，自己创建独立投资银行，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莫里斯：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2007年才出现的，而是早就对多年以来投行业的经营模式不看好。
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就是为客户提供金融顾问服务。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时，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帮助客户把一个交易做“对”了，而“对”的前提是你要中立、独立。
在大的综合性投资银行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把顾问、投资、融资各项业务混在一起的经营模式，很难为客户带来最好的价值，很难产生真正的顾问效应，因为各项业务之间存在内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你要给客户作金融顾问、提供建议，另一方面，你还要为资本服务，向他们提供融资，向他们兜售你的金融产品，很多顾问服务做到后面，是跟金融产品的销售绑定在一起的。
大的投资银行很难避免在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通过资本输入的方式带入自己的利益，例如承销或者给客户借钱、帮助其融资等等。这些业务很赚钱，所以人们很难抗拒不参与这些业务。这种情况下，你给客户提供的顾问建议，不是对客户最好的，而是对自己最好的。长期下去，跟客户的关系是很难维持的。而对投资银行而言，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客户对你的信任。
《财经国家周刊》：在华尔街，持有你这种理念的人多吗？
莫里斯：其实在20多年前，传统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们的模式是不参与太多客户的投融资业务的，仅是以一个独立的顾问身份，给客户提供中肯的意见。
混业经营给这些投资银行家带来了不少压力，为了业绩、为了盈利，他们要卖金融产品给客户，但有些东西是他们本身不想卖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从二三十年前走过来的资深投行家，他们更想当一个独立的顾问，更想提供纯粹的顾问业务，而不是不断地卖产品、卖债券、卖股票。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未来华尔街投资银行业的生态会是什么样的？
莫里斯：未来的模式应该是将提供资本与提供顾问二者分开。事实上，几百年以来一直是这样。可是十年前，人们开始把这些都混在一起，慢慢地大家觉得好像就应该混在一起，现在来看还是不能这样。投资银行业经历了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现在又出现了这种分业经营的趋势。我认为，华尔街返璞归真的时候已经到了。
过去多年，投资银行的内部利益冲突是结构性的。打个比方，原来我给你提供的是顾问建议，我收到的回报是顾问费。但如果后来我可以向你提供数十亿美金的贷款，而我借此获得的收入要远远多于顾问费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变成出卖金融产品的兜售师。
顾问服务独立出去，这在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趋势。一个客户告诉我，现在面对投行派来的顾问服务人员，花十秒钟去想他和对方之间存在什么利益冲突都嫌多。如果你在这项服务后面还留了什么后手，哪怕只有一个，他都不跟你谈了。
《财经国家周刊》：这会对那些大型投资银行带来什么影响？
莫里斯：未来，这些投行应该很难再以顾问的形式去出卖自己的产品了。投资银行业的报酬也会逐渐下降。我认为将来在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还是会存在，并保持它们较大的规模。但这些机构主要提供资本，而不是提供顾问服务。规模大，并不代表大而全，过去那种大而全的公司，将会越来越少。从监管层面，我个人认为，大的金融机构必须留有足够的金融资本，监管机构应该强迫他们准备足够的安全储备金，提高资本充足率。
顾问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后，会成立独立的投资银行，类似于美驰这种规模中小型的公司，这样市场的效率才会出来。现在在华尔街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每一个并购交易，尤其是大的并购交易背后，都要有一个独立的顾问团。这个顾问团往往由多家投行的顾问组成，超级大投行除了提供顾问，还随时准备兜售资本；在提供建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大投行说我们觉得某项决策是个好主意，而那家独立投行意见恰好相反时，客户往往会选择这个独立顾问的意见。
正确比速度更重要
正如危机带来机遇一样，经济复苏也给独立投资银行带来了挑战。一些大型银行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准备夺回被独立投资银行抢走的客户；来自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公司的银行家们也纷纷开设了自己的精品投行，竞争的激烈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经历了2年的快速发展后，莫里斯在2009年的并购业务座次表中下滑到第82位，尽管公司从重组业务那里获得部分弥补，但这种下滑仍然显示了投资银行成功的短暂易逝。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4年，巨型投行有的倒下，有的转型成为综合性银行。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乃至全球的实体经济复苏仍很艰难，加之资本市场低迷，这样的大环境下，您认为独立投行的前景在哪里？
莫里斯：我们认为主要依靠三个方面：一是金融危机本身，凸显出高质量顾问服务的价值。客户在危机爆发以后回过头去看，会发现过去接受的很多顾问服务其实根本不够格，在过去快速扩张、赚钱比较容易的时代，顾问的独立性可能被忽视，但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反而会得到重视。
二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呼唤高质量顾问服务。因为面对金融危机，很多客户都感到恐惧与困惑，这更需要“外脑”帮助他们判断未来是什么趋势，他们应该怎样决策，而往往正是这种艰难时期搭建起来的关系更容易长久。三是经济不景气时，恰是独立投行招揽人才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下总会有很多人选择离开原有公司，他们都是高质量的银行家，带给独立投行的除了人才还有客户资源。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独立投行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莫里斯：核心竞争力还是客户关系，建立与客户之间的长久信任。我们回到了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只要我们把客户关系建立起来，为他们提供“对”的服务，而非赚一笔快钱就走，终究会收获客户的信任。这是一种以提供顾问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中小型公司应该有的企业文化，也是独立投行的一个特色。在巨型投行里，很难长期维持一个一致的企业文化。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的市场环境比较浮躁，这一背景下，怎么构建长期的客户关系？
莫里斯：不要追求速度，靠时间去积累。并不是说慢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正确比快慢更重要。以美驰公司来说，我们现在来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业务拓展上没有时间表，我们也没有给自己订盈利指标，比如要在多少年内上到什么台阶，占到多少市场。这种规定，会让人的思维变形、扭曲。客户关系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才更稳固。
在美国的互联网泡沫时代，不管是投行还是客户，很多人的思维都是往前冲。但大家也看到了，急功近利的事一定是有后果的，当年很多急功近利的公司现在已经消失了。
在中国市场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市场，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增长速度也很快，但有时候快速增长会隐藏很多问题，当速度到达一定程度时，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我们来到中国以后，希望给自己树立的形象是我们是一群可信任的人、可信任的顾问公司。当然，这需要时间去证明。
现在中国有一些客户本身也是比较心急的，急着融资，急着去美国上市的到处都是。我们相信，市场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中国市场很多客户也需要这样一个教育的过程，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跟他们互动。也许今天做的事情，到了10年以后才有回报，但是我们愿意等待。
中国公司应理性上市
2011年中，在美国上市的多家中国概念股被迫退市，新浪、优酷、当当、搜房网等企业股价大跌，另有部分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因此被迫暂停进程。中概股作为中国“驻美”资本的形象代言人，遭遇了巨大的信用危机。
《财经国家周刊》：近期，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屡遭做空，你怎么看待这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概念股？
莫里斯：对于中国概念股，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讲，从现在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指数上的表现来看，对它们的帮助不是很大，其重要的原因是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返程上市，也就是俗称“后门上市”的公司，让美国人很难看懂，它们没有承销人、保荐人，这些公司主要聚集在纳斯达克，所以我们认为上市的方式还应该加强监管，监管不力是爆发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
另一重要原因是很多企业本身并不适合去纳斯达克上市。全世界有很多证券交易所，不同证交所对应的企业类型不同，能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也不同。如果某个中国客户是科技类公司，那么去纳斯达克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但如果它是制造企业或者其他传统行业的企业，去纳斯达克就不是很好的选择了。但过去几年，投资银行在给这些公司上市的建议时，往往会鼓动它们去美国，因为去美国上市对这些投行来说承销费最高，但对于客户来说，去美国并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未来中国公司上市，应该注意什么？
莫里斯：中国从10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早期大部分企业都是把精力集中在融资上，增发或者通过卖债等方式。相应的，这10年里的中国投资银行业也都把精力集中在找钱上。整个市场，对钱的重视是最高的。
很多中国公司就是这样去美国上市了，这些公司拿到钱了，投行也拿到了很高的承销费。但现在再让这些公司重新作一次选择，很多人不会再选择美国了。一些中资概念股在大陆或者在香港上市可能更好。大陆的企业对投行的需求也应该逐渐有所改变，不能只让投行给融资，也要提供正确的建议。
几年前，大部分资金都流向美国或者伦敦的股市，但近些年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强劲的发展，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司上市的集结地，股市的流动性、资金量也非常强大。每一家公司在选择上市时，都应该理性地了解自己的行业业态以及不同证交所的特点，哪个证交所最合适自己的公司上市。当然，这也是独立投行来到亚洲、来到中国看重的一个空间，希望能够为这些公司提供一些中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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