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就城市农民工改革问题表态称，当今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的问题。
他说，过去二三十年形成农民工2亿多，他们既是城市居民，也不是城市居民，既是农村居民，也不是农村居民，他处在第三类两栖状态中，这种状态长期存在会带来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实际上处在城市的底层，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如果上班了单位帮他交的养老保险是基础工资的20%，而农民工我们的制度是12%；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每年交的量在1千多块，农民工是几百块；小孩读书也是这个问题，中小学读书不收费了，但是农民工要付择校费。这一类长期待遇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歧视，不公平。
第二，就城市的企业来说，好象用了农民工成本低了，但其实还有其他的高成本。第一他每年招工要1万人，经常人工短缺。第二，每年就算1万人到位了，平均30%的流失率，今天农工民回去了再来可能是另外一拨人，每年有30%的培训费要发生，使得质量生产过程不稳定。
第三，农民工一年干9个月，10个月的活，春节前后两个月像钟摆一样发生动荡，这个角度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另外农民工的长期存在也会形成社会问题，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年轻人妻离子散，各方面社会不和谐，不平衡问题到处都是，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很好的重视很好解决。
他表示，说到改革，实际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过来凡是不适应市场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和国际经济惯例接轨的一些体制机制，一些制度安排都要进行改革。此外，改革还有一个任务，凡是长周期影响社会发展，大面积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应该考虑用改革的思维，在制度安排上，体制机制上进行整合，凡是大面积存在的反复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需要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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