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要求审慎设定ROA、ROE目标
未来银行风险偏好“偏”审慎
由曦
摄影记者/高育文
“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少事。”一位接近银监会内部人士如此形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质,种种迹象显示,未来中资银行的风险偏好将趋谨慎。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获悉,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1年11月11日举行的第四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战略发展目标和外部经营环境,科学合理设定经营计划,建立风险与效益统筹、过程和结果统一、当期与长远兼顾的绩效考评制度,促进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
风险偏好正逐渐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对于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未来风险偏好设定将更加审慎,而与此对应的是,资产利润率(ROA)、资本利润率(ROE)等指标的目标值也会相应调低。
尚福林要求,商业银行董事会要从长远出发,结合本行实际设定年度经营计划,审慎设定ROA、ROE目标,充分运用风险调节后资本回报率(RAROC)和经济利润等指标,促进银行持续稳健经营。
“迫不得已”更审慎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转型尚不明朗,作为周期性行业的银行,其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将面临考验,同时,随着监管水平的提升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未来经营环境不容乐观,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保守的扩张策略和更为审慎的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涉及定性和定量两个部分,定性涉及诸如零售和对公业务的分类,而定量部分则涉及经济资本分配比例、风险价值变动等因素,”一位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风险偏好定量部分包括商业银行政策的选择,在政策选择之下,又包含ROE和ROA等指标的设定。”
事实上,ROA和ROE除了体现银行业绩外,也是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偏好的反映。近两年来,中资银行ROE和净利润增长率都在20%左右,但业内认为这种势头难以维持。
据上述接近银监会内部人士透露,静态资本预测结果显示,假设商业银行经过留存的利润增速从30%下滑到16%~18%,国有银行的派息率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商业银行仅能够支持14%的风险加权资产(贷款)增长。
言下之意,商业银行如果仍然维持目前较高的ROA和ROE水平,在资本补充速度逊于风险加权资产增加的情况下,未来将无法达到资本的监管要求,迄今为止,所有大型银行资本的增长水平都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速度,因此,更为审慎的风险偏好实为“迫不得已”之举。
引进更先进风险管理指标
审慎的风险偏好要想在银行经营实践中落实,必须要有强力的抓手,而风险调节后资本回报率(RAROC)指标被认为能比较好的综合体现银行的风险偏好。
尚福林在上述会议上还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务实的绩效考评机制。商业银行的高管层要按照公司治理和发展的战略要求,规范完善本行的绩效考评工作。在绩效考评中,要坚持风险为本,增加风险类权重指标。
2011年以来,在银监会新监管标准和“腕骨”(CARPALs)指标体系下,国有大行均在尝试将更为先进的指标运用到风险管理体系中去,部分银行在完善内部评级法计量的前提下,已将体现风险偏好的RAROC(风险调节后的资本回报率)指标运用到考核中去。
以某国有大行为例,该行将RAROC指标分解为收益类指标、资本类指标和风险类指标。在收益类指标下,包含ROE、ROA、股息支付率、盈利波动等指标;在资本类指标下,包含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两个指标;在风险类指标下,包含外部信用评级和特定风险指标。同时,各个指标之间又存在着内在逻辑对应关系,共同构成RAROC指标的权重。
在上述指标的量化上,商业银行通常会考虑银行行情、同业市场竞争、投资者期望、债权人期望、监管要求、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在平衡考虑上述因素的前提下,寻找风险可控前提下的利润最大化。
事实上,RAROC指标既属于风险偏好层面指标,又可以起到政策传导作用,举例来说,若将其固化到系统中去,客户经理在发放贷款时就可以对该笔业务RAROC指标进行测算,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信贷组合起到了作用,完成了对风险偏好政策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