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的十点“重新认识”

　　尼克松讲过一句话，永远不要回头，永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法挽回的往事上。尼克松的本意是鼓励人们前进，但某种意义上他也正因不注重回头反思而跌了跟头。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讲过相反的话，“用脑走路比用脚更快”，“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可以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迈”。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走到今天，现在看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这种监管体制是否就完善了？也不尽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认为还要不断与时俱进。

　　过去实行人行大一统的监管，好处是职责明确，所有金融风险可以向人行一家问责，协调起来也方便；问题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只由人行一家监管力不从心。“一行三会”体制后，总体上监管力度加大，但协调成本也随之加大，并且出现监管过度、滞后与监管真空。

　　打个比方，监管过度的结果是每段铁路警察都在，但火车开不了；监管滞后的结果是火车已开，但警察跟不上；监管真空的结果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段与段之间出现一些几不管地带，比如地方金融、“准金融”、民间金融等，极易产生风险。“一行三会”体制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作为“过来人”，我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几点认识和反思。

　　第一是，重新认识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凸显，但发展中国金融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保障，将“走向反面”。只要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存在，金融监管就永远不能放松；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金融监管尤需加强。

　　第二是，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的从属性。先有金融企业的发展，后有监管当局的监管。发展第一性，监管第二性。发展决定监管，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就要求监管到什么程度。监管反作用于发展，引导、规范发展，服务于发展。一定意义上讲监管可以超前，但最终要接受是否适应金融业发展的检验。

　　第三，重新认识监管体制的相对性。从功能上讲，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从时间上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从空间上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在监管体制设计上可以追求“理想”，但不能也不可能“理想化”。

　　第四，重新认识监管体制运动的规律性。境外监管体制大体分为三大类，即混业、半混业、分业，总体上多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运动，在“合”与“分”的运动中不断强化。这种“合与分”的运动规律还在探索，这种“强化”也不是简单的叠床架屋和不惜成本。

　　第五，重新认识“风险监管”的首要性。金融监管就其过程来讲大体包括三阶段，即“市场准入监管”，包括机构准入、业务准入、人的准入即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市场行为监管”，即主要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第三是“市场退出监管”。就其监管方式的演进来讲大体包括：“规则主导的监管”（80年代及以前）、资本为本的监管（80年代中期）、“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美国模式，90年代后期）和“原则性监管”（近年来的英国模式）。我认为无论何种阶段和何种模式，都必须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在“市场准入”中把风险监管的关口前移，在“市场行为监管”中主要是盯住风险，在不得已的“市场退出”中也要注重本体风险、连带风险和后移风险的综合权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第六是重新认识“内控监管”的本源性。“内控监管”即金融企业经营中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这种内在积极性通过一定的文化、体制、管理制度表现出来。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监管当局就要像保健医生一样帮助、督促金融机构建立起一套充足的、有效的内控机制。

　　第七，重新认识监管悖论的永久性。监管悖论表现在控制风险要以金融发展为代价。要想一点没风险，也就没有金融发展；要发展就必然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对“风险”要有一定的“容忍度”，比如不能奢望“零不良率”。

　　第八，重新认识金融监管目标的适度性。金融监管的“度”在于八个方面的大体平衡：上边能掌控、中间少推诿、下边少出事、业务能发展、国际能融入、国情能适应、当前行得通、长远有方向。当前特别要注意监管不足、监管过度与监管真空问题。

　　第九是重新认识体制与人的互补性。现实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同样的体制，由于人不同而效果不同。反之亦然。因此，体制上的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人来弥补。监管不仅是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最后，重新认识中国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渐进性及与国情的适应性。由于经济已经全球化，必然要求“书同文，车同轨”，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同行在几百年的实践中也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国外的月亮也不是都那么圆得不得了。

　　我多年前曾同美国的监管高层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们的监管体制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我看不过是在历史的“面盆”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结果。他表示如果让美国重新选择，它也不会再选择这样的体制，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几家监管部门的协调成本和效率问题。

　　另外，美国不热衷实施巴塞尔III实际也是考虑美国的“国情”。所以，接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走一步看一步，尤其要注重同中国国情的结合，防止南橘北枳。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马春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