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诒、宋子文等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金融当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蓝格志拓植的公司，公司号称经营橡胶种植园、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生意。当时，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胶鞋、三轮车、橡皮雨衣等一些与橡胶有关的新型产业的出现，国际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许多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厂，同时把总部设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蓝格志拓植也是跟着这股“橡胶热”应景而生，但是，这家公司手中并没有经营多少真正像样的橡胶业务，它埋下的是另外一个伏笔，在上海，蓝格志拓植是打着橡胶旗号炒卖股票的众多空壳公司之一，麦边，只是一个地道的金融炒家和投机客。
麦边和其他外国投机者一道，不断在上海各种中英文报纸上宣传橡胶产业的前景和自身公司的业绩，他们在上海市场以高价购买橡胶股票，炒高后大笔转让，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回收。几年时间，橡胶投资潮已经俘虏了整个上海，控制着中国金融命脉的上海资本市场疯狂地将资金投进橡胶生意，不但上海的富人竞相倾家购买，连老百姓也不惜借贷，一些阔太太甚至当掉金银首饰换购橡胶股票，只要有新股出现，数月间价格便会轻易翻上几倍。在这场橡胶大战中，华商直接投入的白银总量接近3000万两，并且还在伦敦市场投入了1400万两，蓝格志拓植公司开办那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超过一亿两白银。
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其中以正元、兆康、谦余最大，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然后再以股票作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钱庄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一种几天期限的短期贷款方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用与生俱来的粗犷方式，加速自己和这个国家在新规则下的解体。
到1910年春天，橡胶行情开始急速倒退，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崩盘。外国银行当即“变脸”，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并且马上催要先前欠款，此前，像麦边一样的外国投机者早已捞够白银，在将全部股票套现后，恰时退出上海橡胶市场。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橡胶股票风潮，它不仅让深陷战争和赔款中的晚清经济雪上加霜，更让数以千万的白银外流，掠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限资本。在这场危机中，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当时中国金融稳定擎天柱的地下钱庄相继倒闭，这种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曾一度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在现代雏形下的西方金融资本面前明显地不堪一击。
橡胶股票风潮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开始走上共和道路，随同政治体制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千疮百孔的中国金融业。当时代表实业派人士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一大批和穆藕初一样的实业救国者开始清晰，中国要图强，必须发展金融业，而发展金融业，在依靠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更要凭借大型国资银行的有力后盾。
这是另外一场革命，甚至于政治革命之先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金融命脉，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晚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背后几乎都有外国资本从中参与，即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难逃因其破产。为了对抗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从1897年到1911年，晚清共设立过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十七家官办银行，清朝灭亡时，还有十二家留存。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启蒙伴生的，还有一大批近代金融银行家，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中行之始吴鼎昌
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源丰润钱庄和义善源钱庄，力求为金融稳定保留住最后一丝希望。中国金融顽疾并非一日之寒，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救市以失败结束。但在筹款救市的过程里，清末新政中官办的大清银行也紧急调运了100万两白银运至上海，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开办的第一家中央银行。
经过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市场上的金融秩序每况愈下，与其他官办银行一样，大清银行总行与各地分行挤兑严重，武昌起义爆发后，除上海分行外，绝大部分分支机构已经停业，行长贾继英回乡，正、副监督叶揆初和陈锦涛也弃职南下。为了保全商本，以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为主的大清银行股东，在上海成立股东联合会（商股联合会），力主改组大清银行，时任江西分行总办的吴鼎昌奉命来到上海，参与清理事物并主持改组工作。
吴鼎昌出身于官宦世家，他曾表示，自己平生有三大愿望：开银行、办报纸、兴学堂。12岁时，他便进入了洋务时期张之洞开办的成都尊经书院就学，年纪稍长，又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在日本，吴鼎昌考入了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结识了日后另外两位著名的金融人士钱新之和谈荔孙，与早期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们很早就接触到了新式教育和近代金融业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孙中山，提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军需孔急，财政萌芽，不得不以发行军用钞票、募集公债两项为急，则治标之计斯不能不有完全巩固之金融机关维系其间”，建立中央银行“诚为目前唯一急务”，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孙中山收到后，当即批复财政部：“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于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五百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酬拨巨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具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随即，当时的财政部长陈锦涛据此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要求“中央银行约法及办事招股等项细章，应由监督会同该股东会代表商订，呈请本部核准，分别送交参议院议决，由大总统批准后再行饬知遵照”。1912年1月，改组后的大清银行正式更名为中国银行，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瀛为中国银行正副监督。
吴鼎昌主持中国银行的首要工作，是制订则例，筹备处起先拟定了一个体现熊希龄思想的则例，主张把中国银行变为一个完全的国有中央银行，遭否决后，吴鼎昌又拟了一个体现其本人主张的29条则例草案。与第一个方案相比较，吴鼎昌所拟“则例草案”的最大不同，是规定中国银行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吴鼎昌开办银行一贯坚持的基本主张，他最担心政府将中央银行当作其外库，使银行失去独立性，所以极力主张官商合办，一定要加入商股。吴鼎昌拟订的草案，成为日后通过并公布的《中国银行则例》蓝本，后来，继任周学熙、孙多森在历次修改条例时，均未作出过重大变化。
民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很短时间内，吴鼎昌便在中国银行开设出许多新型业务，其中包括受兑军用票券、销售公债、发行兑换券，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银行“得于二月初旬在上海、南京各处次第成立。当时政府缓急均赖中国银行随时设法补助，举凡代办国库、代理军票、发行公债等重要职务，皆我国未有之创举，兼营旁骛，措施裕如，如存款至40万两以上，发行本行钞票至80万元以上，出入款项至1000万两以上，信用昭著”。
经营大的中央银行，必须依赖政府支持，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吴鼎昌和新财政总长周学熙政见相左，1912年8月，他向袁递交辞呈，以“筹办业已完竣”、“拟即日出洋游历”为名，希望辞去在中国银行的职务，但是，深慕吴鼎昌金融才能的袁世凯没有批准，他劝告吴，“该监督历在东西各国考察财政，于学问经验皆有心得，前在上海开办中国银行，已著成效，值此总行甫经成立，维持擘画，正赖长材，仍望勉为其难”，希望他留任。
吴鼎昌当时确实去意己决，次月，他再次呈书，直言与周学熙之间的分歧，表示反对周在中国银行成立未多久，便另外筹备新的国家银行，使中国银行先前的许多承诺和业务失效，成为仅限兑换的机构，“骈枝离奇，莫可思议，不特中国银行信用因此扫地，钞票存款立受影响，且旬日之间，国家政令因人而变更，金融机关以意为兴废”。周学熙筹备新行的决定不可能没有袁世凯的授权，见无法挽回，袁遂同意吴的辞呈，在经历中国银行创办以来的种种艰难和成绩后，第一任“掌柜”吴鼎昌净身离开，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
独立总裁张公权
中华民国建立后，外商银行在华势力仍在增长，但速度明显放缓，中国的金融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华资银行大批兴起，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结束后的几年，中国金融业发展迎来了“黄金阶段”，整个北洋军阀期间，华商银行总数已经超过一百家。在众多银行中，中国银行一直以中央银行的身份起到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
吴鼎昌卸任后，唐瑞铜、孙多森、汤睿等人先后在中行理事。1917年7月，“辫帅”张勋“赶跑”了大总统黎元洪，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但很快便告失败，副总统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冯上任后，任命王克敏暂署中国银行总裁，并在王克敏的提议下，任命张公权（名嘉璈）署理中国银行副总裁。四年前，张公权便在汤睿的引荐下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他曾赴日本留学，在著名教授崛江归一门下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
张公权此次升职，主要是出于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推荐。中国银行属于国家银行，由财政部全权管理，总裁的人事变动亦随财政总长的更动而不断变化，往往不能长久，也无法提供空间实现个人的抱负与目标，因此，张公权最初去电恳辞副总裁一职，并请在北京的钱新之“阻止发表本人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即发表亦不就”。但梁启超认准了张公权，再三劝驾，并答应暂时保留他沪行副经理的职位，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得到保证后，张公权才答应北上就任。
由于当时的总裁王克敏主理事务不在中行，对一般业务过问不是很多，张公权成为中行实际主持者。他就任副总裁后，有机会了解到了京津地区中行的实际情况，不兑现的“京钞”依然滥发，对政府的垫款还在不断增加，经营问题重重。经过调查研究，张公权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意见：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等高级负责人不随当政者的变化而变动，以稳定领导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垫款，下决心整理京钞，以恢复中行信用；三、扩大招收商股，以稳固中行基础。
在张公权的建议和推荐下，中国银行决定聘请日本庆应大学著名银行学教授、张公权的业师堀江归一来华讲学，并任财政部和中国银行咨询顾问。堀江归一在中国讲演了22场，给整个中国金融界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新思维和新视野。张公权多次与崛江商讨该如何恢复京钞兑现及解决滥发钞票问题，他认为停止增发钞票，必须停止对政府垫款，而停止垫款则必须修改银行则例，变更银行组织，使其成为独立机构，不随政府转移。
王克敏与张公权随后共同主持了中国银行则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以大总统令公布，规定股本收足1000万元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政府只能从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政府虽有最后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部分股东同意，董事就不能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的稳定性，“政府既无大权旁落之虞，而商股股东仍有牵制政府之权，且使银行首长不致因政潮而随时更易，可以久于其任，负责尽职”。
总裁职位不再受到政治影响而频繁更替，让张公权得以全心发展中国银行，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京钞问题。“京钞”是袁世凯发布停兑令后流通于市面的不兑现钞票，中行北京分行当时因为地处京畿，不得不遵从停兑令，结果停兑最久，发行量也最大，币值不断下滑。这样的钞票流通于市，不仅影响中行的信誉，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与中行的立行初衷相违背。当时，中行已为政府垫款4630万元，而1元京钞的市价跌到只有6角钱。
张公权的想法是，只有先收缩发行京钞，然后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他借庚子赔款展期之际，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抵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垫政府的款项，并希望政府停止向银行要求垫款。在中国银行的一再要求下，加之解决京钞问题已经十分迫切，财政总长曹汝霖最终同意了中行的请求。1920年，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六年期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用以收回尚在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其余2400万元用作清理京钞押款，到1921年2月1日起，京钞已经一律不得在市面流通。这时，拖延5年之久的京钞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民国十年艰难恢复的金融秩序得以保存。张公权认为，“此次存单之顺利结束，均赖存户了解存单之背景，予以同情支持，未曾以失信之恶名加之中国银行”。
不难看出，张公权与吴鼎昌一样，无论如何开展业务，始终坚持把银行独立发展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力图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1921年，张公权联合当时的中行总裁冯耿光，决定以续招商股股本的方法，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的势力，削弱官股力量，此后，中行多次引入商股，到1923年，官股数量只保留了象征性的5万元。事后，他曾感慨：“此后股东总会已不复见少数股东之无理争执。开会议事，均守秩序。经六年之斗争教育，始见光明。可见建立大规模公司之不易。”
张公权总共在中国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服务了11年，在他任期内，代表中国金融业之先的中国银行发展十分迅速，并且不断扩大海外业务，到1926年，全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而中国银行对于股本增加和股本构成的变化，对整个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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