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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人们才有了要市场的好的一面，而不要它的不好的一面；也正因为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才造成了今天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扭曲，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各个方面都会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其基调是讴歌邓小平的伟大战略决策，呼唤新的改革开放。对此笔者基本赞同。不过，要使这种活动能够真正达到目的，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全面评价。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
一
以邓小平当时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在北京直接发号司令，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千里迢迢跑到南方巡视并发表讲话。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当时已经把舆论宣传大权，完全交给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因而在北京他不能讲，也讲不了，即使讲了，也没有人听，没有人宣传，没有人辅佐，没有人去实践。为此能够提供证明的是，南巡讲话曾有一个遭到北方强力抵制的“预演”。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在上海讲了一些与1992年南巡时内容大同小异的话。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周瑞金等三人，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化名皇甫平（意为辅佐邓小平），写了四篇评论。结果招致了《当代思潮》、《真理追求》、《求是》、《高教战线》以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严厉批判和轮番讨伐，批判的武器是邓小平提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的中心是“改革要不要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时间之长、火力之猛、上纲上线之高，堪与文化大革命媲美。甚至时任国务院总理也公开指责皇甫平和《解放日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正因如此，有人将皇甫平的文章比作一次“新的北伐。”
客观来讲，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外有一些外国政府和舆论对中国政府的批判和抵制，内有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滑坡、人心动荡以及沉闷、压抑、肃杀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南巡讲话，力挽狂澜，再次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又一次表现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惊人气魄。尽管作为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开始变味，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推动了中国前进的车轮，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确立。
二
在当时的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前进。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少人反对和怀疑了。然而，人们却忘记了它同时还存在的局限性。
市场既是交易的场所，也是交易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还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因此，市场和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还是一整套理念体系和制度结构，包括人文关怀、道德基础和法律体系。把市场仅仅看作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就是把市场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事实上，邓小平和共产党的高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接受和采纳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这是邓小平明确讲了的，我们再将这些话引在下面：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明确写道：“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正是由于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人们才有了要市场的好的一面，而不要它的不好的一面；也正因为把市场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和工具，才造成了今天市场化改革的严重扭曲，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情况的出现，经济学界要承担一定的理论责任。当时经济理论界就市场经济问题发表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大牌经济学家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讨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虽然这些讨论比80年代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深化，但仅仅关注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而否定它的价值理性，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性。笔者这样讲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事后诸葛亮。这是在最近重读当年的文献时，才醒悟到的问题。
三
既然纪念邓小平讲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那么，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我们之所以指出南巡讲话的局限性以及据此进行的改革发生的扭曲，根本原因在于由此可以找到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途径。
由于前述的原因，目前中国存在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失衡，主要是政府过大过强，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干和不敢干；社会过小过弱，很难成长发育。政府不仅占据了大量资源和政治经济权力，而且强行干预和深深卷入社会经济生活，形成了一个无限政府，一个没有约束也无法约束的政府。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如果不与政府保持一致和搞好关系，很难存续和发展。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改革的途径是，真正贯彻落实宪法第35条，通过实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使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独立决策，自由活动。这样才能对政府形成制衡、约束和监督，才能把现在的无限政府变成一个有限政府和（权力）有约束的政府。
要知道，任何一个改革都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即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感到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才会改革。目前的中国，的确潜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风险和危机。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治理合法性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频发，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人们怨声载道，人心正在变化。如果说，这一届政府能够平稳落地，那么，下一届政府可能就很难，未来5到10年，可能是留给党和政府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因此，如果决策者感受到危机的存在，从领导层发动改革是有可能的；至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很难说。如果决策者不采取行动，社会的互动就有可能使现有的链条断裂，从而不得不面对某种变革的局面。这种可能性很大，其后果也很难预断。
究竟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
2012年01月12日于大庆
（作者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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