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我们梳理发生在首都北京丰台村落的这些故事，探寻这座超级大都市着力于细胞上的创新密码，记录前行中国的些微印记，并试图与读者一道读懂自身生长的逻辑。
北京，穿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以共和国首都的身份矗立于今日世界都市的版图，近30多年间，更成为观察当今
对今日北京的观察，乃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仅仅止于疾步前行中的华丽魅影。
掠过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也会有不为人们熟知的寂寞乡村；穿过林立的摩天高楼，也有会仍然蜿蜒的乡野土路；与金融街、CBD行色匆匆的俊男靓女擦肩而过之后，你甚至还可以快速切换到贩夫走卒聚居的背街小巷那些所谓的乡村，其实有些就位于北京城区的核心位置，其距离天安门这样的显赫地标不过十几公里。
提到城市化，人们往往会直接将目光投向大城市边界之外的广袤土地，又有多少人会注目或与自己小区仅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呢？
在北京这样一个超级大都市里，城市与乡村犬牙差互，市民与村民交错而行。在那些近在咫尺的城乡接合部，一个外界不甚了解的北京，或许还没有那么的光鲜非凡，可是在那里静悄悄发生着的变革，却是那么的真切和生动。
在那里，一些“小村”曾似一块块洼地，与摩天楼群共同呼吸——它们或是早已完成了“上楼”，尚因社保等原因仍顶着“村”的帽子；或是依然在“吃瓦片”，靠出租房屋获益，那低矮小楼丛聚之处，外来人口集聚，乃至夹杂着些许污垢；它们大多经历过有些“夹生”的城市化，既期待土地含金量的不断释放，又担心村去人散、拿了沉甸甸的补偿却可能从此无所依凭
这些，当然绝不独见于北京，而恰恰是每一个中国城市都普遍遇到又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学术界2000年就曾预测，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那时的36%提高到70%以上。这意味着在这50年中，平均每年会有1000万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2008年4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彼时已有44%的中国人住在城市。许多人预测，2015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每年新增加城市人口约1500万至2000万。报道感叹道：“这样一个速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中国城市化的步伐之快还是超出了学界的预测。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是，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27%。
以“50%”为分水岭，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标志，它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
步入城市化率50%至70%区间的中国，会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轨道上疾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波澜壮阔。这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了一大历史机遇。而这一变化，也无疑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中国需要怎样加速城市化？需要怎样使城市化更良好?需要怎样使城市化的过程和谐、平顺、幸福？
这些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需要直面的重要主题。
解构中国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变化轨迹，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启示。
自2010年春天始，一场规模宏大的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在北京启动，今后几年内，北京市将陆续完成数百个城乡接合部村落的改造。这不仅会使北京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半以上，也会改变数十万户农村户籍人口乃至几百万流动人口的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没有感觉到，中国目前最大的城市化工程，其实就在离你不远处。
毫无疑问，在北京这样一座备受关注的特大城市里，推动城乡接合部的城市化攻坚，必有宏阔深远的战略考量。按照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说法，就是要“加快全市城市化工程重点村整治步伐，推动城乡接合部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首都科学发展。”他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长远利益，也关系到北京经济社会长远和全局的发展。“在北京，城中村长期存在。所以，市政府提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和郊区的城镇化，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城镇化建设。”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明确表示，“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城市化进程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占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极其深刻的改变。
农民革命性的身份转换和观念更替，会带来软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北京城乡接合部进行的改造，也会外化出人们内心的冲突。在那里，有着不少村民们自己很难完全回答的诘问：不再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将仰赖什么开始自己的城市化生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可仅仅由田野走进楼房，就能算是完成了向市民的转换？不再需要下地劳作，可对这些北京“熟悉的陌生人”而言，新的发展技能在哪里？乃至，最大的挑战或许竟然是，拿到一笔可观的补偿款时，有没有做好准备去管理好属于自己的财富？在这些外来人口落脚和聚居的地方，后来者又该如何在这道城市化的洪流中，实现某种恰当的融入？对于早已是“城里人”的群体来说，这新一波的城市化又意味着什么？
于是，在昔日的乡村、今天和未来的都市，在传统的城乡交接地带，也许每天都会发生隐形乃或显形的对撞——农民与市民之间、都市与乡村之间、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也包括那些世居于此的村民们自己，对城市化充满期待却又有些心怀忐忑。
在北京西南的燕蓟故郡丰台，本周刊社所属《瞭望》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财经国家周刊》的数名记者，历时月余，踏访若干村落,就是试图真切地迫近基层探索与变革的内核。
城乡接合部改造工程，毫无疑问，将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和挑战，不单考验着此间主政者的智慧，更叩问着这个变革时代的全体社会成员：城市发展空间该怎样拓展？土地流转试验应如何操作？农村集体经济未来走向若何？拆迁模式之变究竟会带来何种利弊？甚或，像“创新社会管理”这样过去与闻甚寡的新概念，将如何重构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丰台的村庄，以自身的探索、创新、实践，正做出回答。
位于西南三环的花乡草桥村，没有“一分了之”，他们用强大的村集体经济，把握住了城市化中村民的自主权、获益权，并以经济纽带、乡规民约补益社区管理。北京迈出推进城市化的一步，草桥村也就一步步地把资源做成集体资产，把集体资产变成保障、变成平台、变成信心。它提示人们，单靠土地收益，并不能完成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有力的产业振兴才能保证村民“上楼”后的持续安定。
被西三环路贯穿的西局村，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尝试利用集体土地实现城市化蜕变，可其间几经波折，成了北京有名的脏乱差“挂账村”。启动新一轮改造时，房价走高，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调整政策，切出利益补贴给农民，推行高品质的回迁安置，那些过去为高标准城市化付出种种牺牲的村民，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公平。在那里，品质上乘的新社区正在拔地而起。除此，它也提示人们，“城中村”改造之后绝不能还是“城中村”，周全的制度设计是推动现代城市文明的引擎。
卢沟桥乡的张仪村，一新建小区就面临如何对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一套完整的村规民约外加登记等制度，辅以经济激励和约束手段，再加上对集体物业地下空间改造后投入公共利用等，有效避免了城乡接合部常会见到的无序混杂与藏污纳垢。它提示人们，先庶之富之，尔后教之，每一个村庄自己的村民需要凝聚寄居在村里的流动人口，一起实现高素质的城市化。
近距离接触丰台区“村庄里的变革和创造”，如同再次感受中国农村改革的脉动，基层的创意、政府的创新，毫无争议地成为其中要义。毋庸讳言，在有些村庄，长期形成的复杂格局对实际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在我们采访的丰台村庄中，发现的是，他们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在工作中解决问题，在工作中实现创新，既有通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依法办事，赢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的成功实践；也有通过“社区民情图”、“市民劝导队”的建立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探索组织在基层存在方式的积极探索。在有的村，村临时党支部在整治工作中推出党员联系户工作制度，每名党员联系10户村民，并为村民建立服务档案，提供全程服务；即便村民到了新的安置点，党员仍进行后续服务。基层组织有探索、善创新，就会有凝聚，就会有影响。
与每一个阶段的农村改革一样，推进城乡接合部的城镇化建设，进行改革探索实践的主体是农民。而局部创新展现活力之际，往往就伴随着政府的及时介入、总结、完善、推广并以政策引领创造，进而形成政府与基层干部、农民的建设性互动。
尊重农民作为城市化发展主体的意愿，不仅意味着不能仅仅为了城市扩张而强迫农民城市化，要让他们成为城市化的参与者，更要维护他们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利益，让他们成为受益者。
我们在丰台采访时，反复听到干部们谈起的北京市就此提出的这些大原则。在丰台，乃至全北京，这样的实践，不仅强调注重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更聚焦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协调、衔接和统一。能否实现“居住条件有改善、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成为衡量这项改革的指标。
农民成为市民，不是简单的户籍身份转换，更是要实现向“有住房、有资产、有社保、有岗位”的“四有”新市民的飞跃。这些城乡统筹新型模式的要素，为克服城市化既有矛盾、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像丰台区委书记李超钢向记者道出的那句感言：“这些在基层、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鲜活的、成功的经验，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创造者。”
发生在丰台几个村庄的尝试与变革，是令人兴奋的。或许，探索留下的不尽是经验，但守成注定会沦于边缘，尤其是在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这些身在其中、牵系切身利益乃至个人命运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尝试与创新，关系着这场影响中国未来“惊险一跃”的顺逆成败。
我们梳理发生在首都北京丰台村落的这些故事，探寻这座超级大都市着力于细胞上的创新密码，记录前行中国的些微印记，并试图与读者一道读懂自身生长的逻辑。
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经验，当贡献于中国更广阔天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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