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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刚
元宵节后，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返城，上海本应迎来新一波用工高峰，但不少餐饮、制造企业却遭遇“招工难”。到底难在哪里？本报焦点版将连续两天关注，分别对话打工者和企业主，寻找答案。
3天前的下午，记者走进上海来天华酒楼虹口店，趁着午、晚市间的空当，与4个不同学历、不同地域的年轻服务员畅谈心声。
“85后”“90后”为什么来上海打工？在这里过得怎样？又为何想离开？从4个打工者的故事，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视角思考“招工难”。
话题1
为什么来上海打工？
可以挣钱，又能长见识
25岁的潘培焕是初中学历，2010年11月，她离开云南昭通老家，到浙江嘉兴当饭店服务员，“我姐是店里的老员工，当部门主管。”初涉餐饮业，她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压力不大，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不错，每月到手约2200元。可好景不长。去年2月2日，年三十晚，饭店倒闭，小潘丢了饭碗。她回头想想，并不意外正因为生意冷清，工作才会轻松。
姐姐当时刚嫁去杭州，独留她在嘉兴发愁。恰逢春节，来天华酒楼嘉兴店人手紧张，潘培焕临时去帮忙，很快升格为正式工，随后调到上海。“虹口店缺人，问我去不去。”她回忆，“我从没去过上海，既可以挣到钱，又能长见识，为啥不去？”
纺织厂无聊，想去大城市
2011年7月，21岁的杨音第一次出远门，投奔上海唯一的远亲。父母强烈反对，因为高中毕业的她不愿在老家咸阳的纺织厂继续当女工。在长辈看来，工厂收入稳定，离家近，没理由放弃。杨音在纺织厂干了半年，三班倒，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月入约2000元，足够在当地过上滋润的小日子。但她不喜欢，觉得无聊，没前途，想去大城市开眼界。
到上海后，杨音先去了一家小公司。“说好每月底薪1800元，上岗才发现是骗局，根本没底薪。”几天后，她愤然离职，8月11日成了服务员。“没想到那么容易，当场应聘成功，第二天就让我上班。”杨音原本毫无底气，怕自己没经验，又刚到上海，大酒楼多半看不上。她不清楚，近几年上海餐饮业紧缺服务员的程度。
逃离流水线，和家人闹翻
西安人米平22岁，大专学历，家境较好，父母经商，姐姐读研究生，他从小在家格外受宠，聪明、调皮，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全校2000人，成绩排名前50位，却在高二时因打架被开除。
后来读中专和高职，学计算机专业，他多次参加北大青鸟、联想等培训课程，考取软件调试师等多种技术资格证书。2007年毕业分配到松江奔腾电器，因成绩好，证书多，小米获得了流水线线长的岗位，月收入近3000元。但他只在松江工作了20天，便逃回西安。“那时年纪小，没心思上班，工钱也不要，就走了。”为此，他和家人闹翻，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混迹于几个城市，直到2010年底来上海当服务员。
放弃当工人，选择包食宿
2010年夏天，25岁的山东菏泽小伙李帅军从南昌理工学院模具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在南昌当电视营销接线员，工作轻松，月入不足2000元。他只做了2个月，为寻求更大发展，首次来到上海。李帅军起初想找专业对口的岗位，松江一家企业有意，要求从流水线工人做起，不能提供设计方面的职位。他去实地考察，认为工作累，收入低，放弃了。
抵沪一周，李帅军路过虹口足球场，偶然看到酒楼招聘服务员，被“包吃包住”的条件吸引。“当时在朋友家借宿，不好意思再打扰，急着找一份包食宿的工作。”当服务员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但起码能解燃眉之急。
话题2
在上海过得怎么样？
在上海工作压力较大
去年2月25日，潘培焕第一次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服务员。没过几天，她便发现，前两个月在嘉兴累积的快乐记忆，几乎一扫而空。
“同样做服务员，在上海太累，压力是在嘉兴的两倍。”她举例说，从前一般晚上8时30分准时下班，现在经常要忙到深夜，遇到少数客人酒过三巡不肯散席，还得留下来值班到子夜。“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服务员‘上班有时间，下班没时间’。”
相比于工作时间，更大压力源于客人的不尊重。“有些客人难伺候，喝醉之后不讲理，我经常挨骂，只能赔笑。”潘培焕轻轻揉了揉脑袋，挤出一丝笑容说，不久前，一个中年男顾客喝多了，结账时非缠着要打折，她也搞不清自己哪一句话得罪了对方，竟招致一拳重击。“头顶鼓出一个大包，我哭了好几天。”
另一些压力来自远方。李帅军从江西跑到上海，还当上了服务员，家人时隔好几个月才听说。“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老家的亲友大都看不起。”潘培焕和李帅军一样，也隔了很久向家人坦白，而杨音和米平的父母，直到今天还被瞒在鼓里，以为孩子在上海的工厂上班。“爸爸妈妈相对好沟通一些，只要我们过得好，他们总能理解，其他亲戚朋友的异样眼光就没办法应付了。”李帅军坦言。
在老家生活成本较低
上海生活成本较高，好在服务员都享受包吃包住，应能省下大部分开销。但除了李帅军每月能存点钱，其他3人都是“月光族”。
“在老家想花这么多钱，也没地方花。”潘培焕经常逛街，每个月会买两三件新衣服。光顾最多的，是特步、贵人鸟等国内品牌专卖店。她很少去国际品牌专卖店，“买不起，两件衣服就能抵一个月工资。”她也不喜欢去邻近的七浦路淘便宜货，因为“购物环境太差，有时会遭到店家冷言冷语，又不能试穿，万一尺寸不合适，钱就白花了。”
固定开销，还包括买护肤品和吃零食，男员工则多去网吧消费，米平就是网游达人，网吧去得比宿舍还勤。即便不出门，几位服务员只需掏出手机，就能随时上网。手机几乎全是智能机，无一国产品牌，基本每年换一部。“10元70兆流量”月套餐不够用，米平一个月手机上网流量费起码30元。
“如果说来上海打工，只为锻炼自己，积累经验，那是假话，首先考虑的还是挣钱。”李帅军说完，其他三人频频点头。但与父辈迥异的是，挣到钱之后，他们不必每月寄回家，不用像上一代人那样，背负养活全家的重担。“农村条件越来越好，老家生活压力不比以前，父母不指望我们养家，只要别找家里要钱就行。”李帅军笑言。
话题3
为什么想离开上海？
向往自由，不愿拿死工资
4个服务员都打过辞职报告。
去年2月，李帅军辞职，没找到合适的下家，半个月后“好马吃回头草”，重返原岗位。去年8月1日，这个酒楼里唯一的大学生服务员升职了，任2楼领班，能管20个服务员。换上更体面的制服，涨了几百元工资，但内心想法，却和刚入职时一样坚定：“不想在这行做太久，明年的今天，估计你在酒楼就找不到我了。”
店长助理是许多服务员羡慕的对象。“他也来自外地，从传菜员做起，勤奋努力，花12年升了4级。干我们这行，升得太慢，只能慢慢熬。”李帅军说，“就算升到店长，也只是为老板打工，拿死工资。”他想，不如打几年工，攒些本钱，再回老家做小生意。“哪怕亏本，大不了从头再来。”
米平入职一年多，已记不清写过几次辞职报告，起初半年每个月写一封，都没获批。他最近已与家人和解，决定今年五六月份回老家，帮父母一起做生意。
5年前第一次到上海，小米有一位同学和他分到同一家企业，任班长。“一条流水线分几个班，他是班长，归线长管，因为我证书多，成绩比他好。”那位同学一直没跳槽，如今已升为车间主任，“月薪五六千元。”听说同学稳步发展，米平直言并不羡慕。“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自由。”
学好手艺，回老家再发展
一次喉部手术，使杨音的嗓音变得低沉沙哑，她无奈转岗到吧台，成了酒水发货员。“每天领货、做账，再发酒水、榨果汁、洗杯子，我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流水线上，没意思。还不如去前厅当服务员，至少可以整天和人打交道。”
现在杨音还是做得不开心。去年9月，她刚领第一个月工资，就打了辞职报告，没得到批准。她当时暗自盘算，最多坚持半年，如果在上海学不到一门手艺，就回老家。姐姐杨阳刚从平面设计专业本科毕业，她想跟姐姐学技术。
每月15日发工资，再过2天，将是杨音最后一天在酒楼上班。虽前途未卜，但她去意已决，“反正要学手艺，比如做点心，学平面设计，只有掌握一技之长，才看得到前途。”
有几个姐妹，跳槽去了酒楼附近的七浦路卖衣服，只为了每月多挣一两百元。杨音和潘培焕想得更多。去年10月，小潘辞过一次职，回云南老家，发现妈妈去哥哥家帮忙带孩子。最亲的人不在家，她倍感无聊，没多久便重返酒楼上班。潘培焕确定，自己在酒楼做不长久，她对美容行业最感兴趣。“学做美容，推销相关产品，比较适合女孩子，我正抽空跟朋友学，以后回老家应该会有发展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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