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钟晶石
农业、农村、农民，被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9个一号文件重农兴农、强农惠农。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减免农业税到大兴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科技，围绕“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政策密度之大
“农民不富，中国不富；农业不强，中国不强。”十六大以来，中央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集中力量办了很多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大事、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很多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粮食连年增产，收入连年增加，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十六大以来，“三农”工作连续迈上新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一）
连续9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都聚焦“三农”，但每年的主题和重点又有不同，概括起来就是：抓难点、强基础、重基层、观长远。
抓难点。2004年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都恰逢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作为新世纪以来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农业政策开始转向的开端，具有标志性的作用。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
然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难题，粮食增产动力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制约因素增加。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
2004年1月，针对当时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
这是惠及9亿农民的一件大事，预示着新一轮农村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高潮的到来。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此时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004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非同寻常的一年。“两减免、三补贴”使中国农业走出了多年的徘徊，我国粮食生产摆脱连续5年减产的阴影，农民增收走出连续7年的低速徘徊。中央关于 “三农”工作一“减”一“加”政策，总计给农民带来450亿元实惠，使农村人均直接增收约50元。此外，由于政策引导而产生的粮食增产给农民带来的间接增收效果更为显著。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
面对困难，主题为“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2009年一号文件提出了“两个坚决”、“两个确保”：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确保农业稳定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安定。
面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面对多年不遇自然灾害的重大考验，在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央领导集体目光深邃，见解深刻，高瞻远瞩，把握全局，应对危机手段坚决有力，措施准确到位，不仅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
强基础。中央政策发挥了强大威力，农民收入止跌回升，粮食及农产品价格也逐步回稳，“三农”迫在眉睫的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但是，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耕地持续减少、淡水资源短缺、金融和科技支持不足、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等问题对农业稳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显。
农业基础打牢了，经济发展才有持久动力。因此，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8年提出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2011年提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业基础”建设的政策举措表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键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和农村的各项基础性工作。
备受关注的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是新世纪以来的第8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水利综合性政策文件。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本、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回顾中央一号文件中各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新政策、新举措，更注重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注重于基础性的工作，注重于政策及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兼顾了治标与治本。
（三）
重基层。2006年中央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2010年主题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加强农业和农村建设是一着“活棋”，这一步棋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2006年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标志着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是惠及亿万农民的一大德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
观长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粮食越是连年丰收，出现减产的概率就越高；农村形势越好，越容易思想麻痹，出现放松“三农”工作的倾向。能不能继续保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势头，需要一套长效机制。
以“建设现代农业”为主题和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主题的2007年、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化近年来“三农”工作的好政策，立足长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原则和措施。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支农的力度更大。不仅把增加投入放在文件第一部分，而且在国家投入的增量方面明确要求要高于上年。而且，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一系列新举措。可以说，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具体、更有含金量、更具有方向性。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农业科技进行全面部署。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6章、23条。文件围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个中心任务，在多措并举的基础上，特别突出了推动农业科技进步这个重大主题。文件提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
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其目的都是为我国农业发展建立一套长效机制。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业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农产品供求已进入紧平衡阶段。随着农业生产要素持续流向城市，不仅形成新的工农、城乡“剪刀差”，而且不少传统农区先后出现了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的趋势。
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迫切要求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依靠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
农业发展的根本在于科技创新。
（五）
重大决策产生于战略思想。
“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在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
2004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七大报告中都提到，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是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升华和飞跃，是解决“三农”问题方针政策的创新、发展与完善。
在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六）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思想。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党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迈上新台阶，农村改革和农业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创造了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又一个 “黄金期”。“十二五”时期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机遇期。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均耕地、淡水拥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受自然资源约束日益凸显，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来提高农产品产出的空间越来越小。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实行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农业建设作为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将贯穿新农村建设的始终。只有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民通过农业产业本身增加收入；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才能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起到支撑作用。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
（七）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未来站在怎样的高度看待和解决“三农”问题定下了基调。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时期。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持久深远的社会变革，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围绕工业化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失去市场联系的部门。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为调整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必然选择。
以工促农，实质就是要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以城带乡，实质就是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概括。对于推动全党全社会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八）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的提出，标志着解决“三农”问题新思路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及各项改革政策的实施，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并未彻底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广大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不足，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存在，这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困难，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瓶颈。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为今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既是对新农村的全景式描绘和理论构想，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因为这不仅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还关系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九）
“三化”同步发展的创新思想。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再次提出“三化”同步发展任务。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农业现代化若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或者被忽视，就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陷入停滞，造成“三化”都难以为继。
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农业稳定发展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农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立足国情，遵循现代化规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走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的道路。
“三化”同步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一脉相承，是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央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三农”实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
“三化”同步不仅是“十二五”时期的重大任务，更是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
在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在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三农”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八连快”，是中国“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最重要、最突出的标志。
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2011年达到11424亿斤，比2003年增加281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
在“七连增”高起点高基数的基础上、旱涝灾害不断的情况下、管理国内通胀预期任务加重、国际粮价上涨的形势下，实现粮食“八连增”，来之不易。
政策有力、抗灾有效、科技到位、天道酬勤，产量创新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粮食连年丰收的同时，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连续八年较快增长。尤其是2011年，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00多元，实际增长10%以上，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
农民增收“八连快”，无论从连续性、增速，还是增收额度来看，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是我国“三农”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成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1年12月27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时说，农业农村工作历尽艰辛，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这些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农业国际竞争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农村发展能够保持好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
（十一）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些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为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面对“十二五”开局之年取得的可喜成绩，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三农”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特别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对2012年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仍需高度重视。
粮价是百价之基础。从内部因素来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一些农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加，这对农产品价格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从外部因素来看，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也影响着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因此，对粮食的价格，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要稳步地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持粮食价格的合理水平，保持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
稳定粮价之后，关键是如何加强生产、促进发展？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近十年来，我国农业与农村科技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48%提高到2011年的53%，杂交水稻、抗虫棉等部分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农业农村科技迈上了新台阶。但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总体上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
在新的形势下，农业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要破解难题、突破约束、消除瓶颈，根本出路在科技，最大潜力在科技，强劲动力在科技，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更多地通过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十二）
2000多年前的老子曾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一”是什么？“一”是数字。在数字中，“一”最小。“一”有起始、发端的意思，“一”有整体、全部的意思，“一”有中心、核心的意思，“一”有极地、目标的意思，“一”还有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思。
在数字中，“一”也最大，因为我们常讲“九九归一”。中央连续9年连发9个一号文件，九九归一，就是要让农业这个基础更加坚实稳固，就是要让农村这个大头更加发展繁荣，就是要让农民这个最大群体更加富裕幸福！九九归一，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农业、农村、农民大国，迅速转变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号文件，为中国农业发展史掀开了一页又一页新的篇章，开辟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纪元。在第9个一号文件发布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农业将会迎来10年、20年、30年更辉煌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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