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06版）
二是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实体企业发展空间受限，大量民间资本变成游资热钱。众多垄断性产业存在准入壁垒，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受限，民间资本为保值增值纷纷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
三是欧美经济低迷，新兴国家低价抢单，我国企业面临不断萎缩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订单大幅度减少，库存量急剧增加，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四是生产资源的非有效配置导致上下游企业利润分配的“两极分化”，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遭遇市场淘汰危机。五是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中小企业创新转型资源不足，举步维艰。
需要“放”“扶”政策支持
新京报：从历史情况来看，经济危机会倒逼企业实现产业升级，但每次一倒逼，似乎钱都流进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不是高利贷就是房地产。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
辜胜阻：转型升级需要依靠创新驱动，但是传统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或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或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或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总之难以转型升级，最终不得不逃离实体经济。由于一般制造业利润微薄，而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有过高回报，许多地方的龙头企业早已开始实行“主业制造、副业房产及金融投资”的运营模式。如“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上，七成涉足房地产业。“办厂的老板被炒房的老婆瞧不起”已成为不良市场导向。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辜胜阻：除了市场倒逼机制，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要通过“放”和“扶”的政策支持，提高企业转型升级能力，尤其是限制投机暴利，挤压“炒”经济的空间。
新京报：具体要怎么“放”、怎么“扶”，才能做到化危为机？
辜胜阻：“放”就是放开垄断，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中小企业升级阻力。要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消除不平等待遇。
“扶”就是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帮助其轻装上阵。通过减税、减费、减负等方式提高民间资本回归产业的投资回报，做到既“晓之以理”，又“诱之以利”，构建扶持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体系。
总的来说，“放”就是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实业致富环境， “扶”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中小企业直接帮助，让民间资本在实业中进得去、留得住、能盈利，从而避免民资游离实体经济。
对民间金融应规范“招安”
新京报：你前面说道，高成本导致的利润微薄是中小企业脱离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辜胜阻：企业高成本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仅仅依靠企业或政府任何一方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双方各司其职。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积极减税、减费。当前，要在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起征点基础上，推进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让利于民。
另一方面，需要中小企业苦练内功，借助市场竞争淘汰机制的倒逼压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生存压力为转型动力。企业要注重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降低“高成本”。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来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压力，规避“高成本”。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值链核心环节，通过产品差异化、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化解“高成本”。
新京报：除政府财税支持以外，金融业怎样深化改革？怎么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
辜胜阻：一方面，要努力促进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合法化。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让其成为多层次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融资渠道不能“并轨”而要“多轨”，不仅有正规金融的“正门”，也要有民间金融这类“侧门”。
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发展中小银行和社区银行，通过发展草根金融扶持草根经济，实现“门当户对”；对高利率民间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同时，还要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监管，并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
另一方面要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和政府公共金融服务，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社区中小银行，用信贷优惠政策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构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苏曼丽
作者：苏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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