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2012年2月的这个星期中，有两个日子让人想起已故的中国伟人邓小平：19日，是他逝世15周年的忌日；21日，则是他后来被称为“南巡”截止日二十周年的日子。
如今，“南巡”已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写入当代史。邓小平那次途经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巡视，以及他在巡视期间发表的诸多讲话，被视为对走到十字路口而变得有点犹豫的中国改革进程的一记棒喝。
感谢邓小平，感谢“南巡”。从此以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变得清晰，步子变得坚实，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增长二十年。他的那些经典话语——“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大胆地闯”，“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们睡觉去好了”，“把尾巴夹得紧紧地，要沉着、沉住气，要藏拙”……成为有志于推动中国进步者的勇气与动力之源，直到今天。
在中国官方的语汇中，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那些在历史上颇具意义的改革举措，在今天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模式创新，很少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经济奇迹，确实莫不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南巡讲话，中国会有今天，会有他逝世后的包括入世、包括出台物权法……
借用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语汇，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克里斯玛”（charisma），或许更为确切。邓小平这个名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一个符号。在那个一切变革都可能要冒“掉脑袋”风险，每一步都需要摸、需要试、都意味着打破常规的时代，他的笑容、话语和精神，足以给改革者以信心，去冲撞一切旧体制的束缚，突破僵化，革故鼎新。他的指示成为众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三字就代表了改革力量的总后台和精神支柱。
但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它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1980年代，鲜有人会质疑改革的正当性，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或曰“利益”，绝大多数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有切身经验为证，邓要求敢于试、大胆闯的改革呐喊，极易取得朝野共识。然而，在当下，伴随着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累积和释放，存在着一股不容小觑的对改革的“反动”。
这些“反动”力量中，既有利益重新调整分配过程的失意者，他们迫切希望打破现状，甚至不拒绝回到貌似一切安稳的计划时代；也有钻各种制度漏洞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渴望洗刷“不当得利”的原罪，又希望固化现有利益分配模式，继续获利；甚至包括曾经拥护改革，却又担心“改错了”而宁愿暂时不改的人。
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自称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他一向支持改革，认为“不能不动”，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前不久在美国纵论一人一票“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时，也表明了对进一步可能的改革的担心。理解柳传志的想法不难，概括来说就是先法治后民主，国家必须先做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能考虑实现真正的一人一票。
正当取得的私产自然要保护，但柳传志对保护私产的强调，在中国那些痛恨权贵者那里，难免会招致强大的反对。他们可能直接把这个问题变成：那些靠贪污腐败、钻法律空子、制度漏洞、徇私舞弊……得来的私产，凭什么该得到保护？更何况，没有民主的逐步推进，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法治传统缺乏的中国，又何来对私权的充分尊重呢？
这便是转型中国的复杂之处。改革开放三十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如何摆脱当前迷局，描绘出河对岸清晰的风景，赋予改革以某种确定性？事实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那句“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就已经部分做出了回答。这句话，和许多政治学者为传统国家转型到现代国家之名的路径不谋而合，那就是从“克里斯玛”顺利进化到法理型权威。说白了：中国改革与社会进步，必须且只能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必须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推动，而非某个领导人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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