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不是刘易斯拐点

　　熊易寒

　　今年春节过后，大批返乡农民工并没有立即踏上通往沿海的列车，而是选择在家乡或就近的城市就业，导致一些大城市出现“用工荒”。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即劳动力的供给从过剩转向短缺，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接近枯竭。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当前的“用工荒”并不是刘易斯拐点，农民工“返乡”并不是回到乡村而是返回家乡所在的城市或省内其他城市就业。这种返乡潮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经济因素。近年来，沿海地区与内地农民工工资水平日益接近，而内地与沿海的生活成本却相差甚远。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代工业与低端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提升工资水平的能力有限，沿海企业的生产基地纷纷向内地转移，增加了内地省份的就业机会。

　　二是家庭因素。长期以来，农民工的生产过程与家庭生活是分离的，大量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在提高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他们不得不忍受与父母妻儿的两地分居，由此产生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回到家乡就业，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庭，对已经结婚生子的农民工尤其具有吸引力。

　　三是制度因素。我国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虽然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城市新移民，但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并不全面，相应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也不完整。这种“新二元结构”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城墙，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隔离开来，降低了一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预期。

　　从全国来看，返乡农民工只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场景，而非全景。“返乡潮”不会改变中国人口流动的大趋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年轻人口仍将是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基本方向是由中西部农村流向沿海城市。这一判断主要基于笔者对以下两个群体的研究：

　　一是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中国内地农村地区流出，来到城市工作，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未取得当地户籍的青少年。与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增加收入、养家糊口，他们不再局限于“经济人”的角色，而渴望融入城市社会。有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定居城市，40-50岁的为21%，30-40岁的为37%，20-30岁的为45%，20岁以下的高达61%。笔者在长三角地区的抽样调查发现：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正在由生存取向向发展取向转变。虽然生存取向的经济动因仍然居于主导地位，有64.2%的受访者将“赚钱养家”作为自己来沪的首要动因，但选择“过城市生活”、“见见世面”、“寻找发展机会”和“为前途考虑”等非经济动因的受访者也多达32.9%，其中“寻找发展机会”占到16%。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寻求个人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其次，与父辈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或生产经营场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与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独立租房。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人空间和个人自由，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选择在社区租房。

　　最后，在身份认同上，笔者在某大城市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5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外地人，两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既是当地人又是外地人，近两成（19%）的受访者则将自己视为新××人。也就是说，有大约四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烈的愿望融入当地。值得注意的是，有81%的受访者不愿意别人将自己视为“外来务工人员”。

　　新生代农民工有融入城市的主观愿望，也有更为强烈的权利意识，面对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是否还可以延续？

　　二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幼就来到城市甚至出生在城市。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他们有的很小就随父母进城，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与户口本上的“农村”二字毫无瓜葛。与父辈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不可能将农村的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或“社会保障”。作为城市化的孩子，他们是“回不去的一代”，不再是流动人口而是城市第二代移民。

　　笔者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的主要去向是：一半左右选择直接打工，15%进入当地的中专或职业技术学校，10%回到家乡念高中，还有极少数人成为街头混混。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选择直接留在了城市，少数回家乡念高中的孩子将来无论是否考上大学，也都是要回到城市生活、就业的。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更高。

　　基于以上调查数据，笔者认为，“返乡潮”只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上的一个支流，主流仍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转移。用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而是“半城市化”道路难以为继的信号。当务之急是调整城市化模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作者：熊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