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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成荣奖金事件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内的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专业体育管理体系内，对于各种奖金收入再分配长久以来分配原则的缺失。如果没有汪成荣的坚持，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体制本身糊涂到了何种地步。
我不知道汪成荣有没有想过，哪怕他“顽抗到底”，死守着这149.91万人民币的奖金，并且在青海省体工大队的各种“上手段”逼迫下，全身而退，他作为体制内田径教练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已经结束。
这个职业前景，价值是否比这149.91万元奖金更高，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只是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前专业运动员、现专业教练，他的生活范围是相对有限的，除非他摒弃过去的一切，否则他不可能坚守着这笔奖金到底。奖金差不多一半，已经被汪成荣用在购买新住房上了，体制内的各种“手段”之丰富，肯定会超出汪成荣的想象，甚至会超出这个倔强个体的承受能力。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汪成荣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被中残联借调，成为残奥会中国队教练，培训指挥出色，麾下的运动员取得残奥会3金1银成绩，这便是中残联分配出149.91万奖金的缘由。只是汪成荣身份，仍然是体制内青海省体工大队的教练，中残联的奖金，却直接打到了汪成荣的个人银行卡上。借调人员，在借调期间，因为业绩突出，得到借调单位的奖励，而原单位要求其交纳全部奖金，在进行重新分配，汪成荣奖金事件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内的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专业体育管理体系内，对于各种奖金收入再分配、长久以来分配原则的缺失。
汪成荣的理由，自然有对自己借调期间努力付出的认定，也有其他金牌教练不用向原单位交纳奖金的先例。然而体工大队对教练和运动员奖金的全部收取，然后再按照自己的土政策进行重新分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双方都有自以为是的理由，双方都找不到完全站得住脚的法理抑或政策依据，于是这笔飞来的奖金，势必会是一种糊涂账。
我想象一下这条新闻未来可能出现的几种结果：汪成荣完全低头，卖房凑钱，体工大队按照20%的土政策，给汪成荣30万奖金，但是由于他不遵守行规、不遵守体制纪律，逐渐被成为体制内废人；汪成荣有条件低头，交出剩余奖金，体工大队仍然不满，却无法继续追究，汪成荣逐渐成为体制内的废人；汪成荣顽抗到底，体制从各个层面“上手段”，汪成荣逐渐成为体制内废人……
怎么看，这件事既然开了头，不过过程如何，汪成荣都没办法继续在体制内混了。原因很简单：哪怕这奖金分配会是一笔糊涂账，你汪成荣不愿意糊涂配合，那只能将你在体制内继续当专业教练的前途给胡涂掉。当然，如果只是将汪成荣扫地出门，这还是“上手段”过程中，相对最轻的一种处理结果。
其实十多年前，当社会上掀起对奥运金牌得主重奖之风后，体制内的奖金糊涂账就开始出现。国家体育总局有过一些规定，却最多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模糊概念描述，例如对来自社会的奖励，50%归运动员，25%归中心和教练、后勤保障团队，25%归地方体育局、体工大队、启蒙培训机构等等。只是这样的原则，早已在各种奖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青海体工大队有一个20%的原则，显然就和体育总局有过的分配原则不吻合。各个不同项目、各地不同的体育局和体工大队，各个不同的运动中心，几乎都有着自己内部的政策。一年前孙杨事件，同样因为商业赞助收入分配过程中，运动员和中心的矛盾。
体工大队要求汪成荣交纳奖金，是因为他们在坚持着约定俗成的规矩——你汪成荣还是体制内的人，更是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就必然要遵守体制内的规矩，哪怕这样的规矩于法于理说不通道不明的地方实在太多。
但是要推动这样的体制进步，又必须要有汪成荣这样不愿意糊涂到底的人存在。他的专业教练前景，基本上完蛋了，可是没有汪成荣的坚持，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体制本身糊涂到了何种地步。
（作者系《体坛周报》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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