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各界无私捐献的同时,近代慈善机构还千方百计扩充善源,募集资金,其中最具时代色彩的募捐方式莫过于彩票了。但在近代中国,这种以抽签给奖进行筹款的方式,尤其是在彩票发行初期,除了缓解政府财政窘境,客观上为灾民筹得一笔或多或少的善款,更多的是成为了一
些人“发财”的捷径。吕宋票
当前,学界公认彩票是一种舶来品,大约于1850年代传入我国,时人称之为“白鸽票”,表达了人们对它爱恨交加的心理。手持彩票时,好比怀抱一只白鸽,人见人爱,浮想联翩;开彩之后,屡屡不中,犹如两手一撒,白鸽一去不复返,竹篮打水一场空。另葛元煦《沪游杂记》曰:“豢鸽而放,必裹同类而归,获利数倍。”意思就是因其能以小钱获巨利。
其实,据西方一份古老档案记载,我国早在 2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彩票游戏了。到唐朝时,博彩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诗为证:“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这两句诗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博彩业的热闹场景。
但是,中国彩票发行的历史却在清朝末期才开始出现。据说,1880年左右,有位名叫刘学询(后以“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闻名于世)的杭州人在北京会试期间,想出了一个赚钱的门道,他将应试举人的姓印在一张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的人去猜,等到发榜以后,猜中最多的,依次得头、二、三等彩。
1850年代传入的彩票名叫吕宋票。清代称菲律宾为吕宋,吕宋票即菲律宾彩票,是西班牙在它的殖民地菲律宾发行的一种大型彩票,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对象。吕宋票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上海)后,没有其他彩票与之竞争,独领风骚40年,年销售额约130万元。这是个不小的数额,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1.1亿元,国人对彩票的热衷不难想见。
1889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后,菲律宾被割让给美国。于是,在十里洋场行销二三十年的“吕宋票”随之告终。但这毕竟也给后来彩票在我国的风行埋下了种子。
江南义赈彩票
1899 年,中国近代诞生了第一种本土发行的彩票——“江南义赈票”,史称“江南票”。“江南票”的诞生标志着彩票这一舶来品开始为晚清政府所接受。从那时算起,时至今日,彩票在中国的流行、扎根也不过区区110年的历史。
1899年淮、徐、海大饥馑,官赈不敷,粤商庞乃鋆遂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此议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批准,允其专利六年,每年报效若干银两。
不久,广济公司即在报上刊载广告称:“为淮徐海灾筹赈孔亟,本公司奉宪谕开办筹赈彩票,批发抽厘助赈。其票式仍系每张分十则,全张收洋五元,得彩等第、彩金列明票上,以昭信实。”即发行第一会江南义赈彩票10000张,每张5元。
刚开始,广济公司担心彩票卖不出,只印了3000份,想不到仅几天的工夫3000张彩票被抢购一空,于是又立即加印3万份,没几天也被销空。据《申报》的记载,第一期江南票于 1899 年春发行,4 月 23 日首次开彩。首期江南票发行1万张,每张售价5 元,头彩彩金1 万元。江南票每月销售一期,全年共十二期。按照每期销售1万张计算,销售额为 5万元,全年销售额可达 60 万元。
第二年,广济公司改名“南洋公司”,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彩票组织发行机构。受其影响,华洋各商都竞设彩票公司,纷纷发行彩票以助赈,如普济公司的顺直义赈彩票、广益公司的山西义赈彩票、安济公司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等。及至民国,仍有用义赈彩票筹募赈款。
在清末民初慈善经费拮据的情况下,这些彩票公司以“义赈”、“善举”的名义运用新的方式募捐,虽然彩票发行是一种商业行为,难免会重利赚钱,客观上为灾民筹得一笔或多或少的善款,开辟了一条慈善经费筹措的新路。
“奏办湖北签捐彩票”
我国政府最早批准发行的官方彩票,当属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行的“奏办湖北签捐彩票”了。
据资料查证,清朝政府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要赔偿高9.8亿多两白银,再加上推行洋务需要大量资金,财政不免拮据。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遂上奏清政府批准,开始推行增加捐税的苛政,除“盐斤加厘税”、“加抽土药(国产鸦片)税”外,1902年2月以后,又在全省城镇“开办房捐、铺捐”和“签捐”等,其中“签捐”即以发行彩票的形式筹款。
于是,自1902年12月起,张之洞倡议试办签捐并成立了签捐所,专营签捐彩票业务,并在各司、道、府、州、县建立承销网点。“奏办湖北签捐票”经清政府批准,制定了发行章程,由“签捐所”征收“彩票捐”,并监督发行。浙、皖、鲁、豫、湘、甘、粤等省相继发行了各省的彩票。
据彩票收藏者提供的资料,当时还发行了“奏办安徽全省铁路附号附票”、“奏办四川彩票”等官办彩票。而更重要的影响是,清政府和洋务派人士发行彩票,兴办实业和武备学堂,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革命思想和文化的传播、民族资本的发展。
这时发行的彩票,返利率将近七成,极具诱惑力。而且,彩票发行方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购买,又将券值五元的彩票分拆为十条,每条五角钱。若是中奖,由持有者共同分配奖金,等于放低了购买彩票的门槛。清末作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有过这样的记载:“哪晓得他时来运来,偶然买买发财票,居然中了一张二彩,得到一万洋钱。”在当时,一万洋钱可是普通老百姓一生都难以赚到的天文数字。
香槟票
在今天上海人民大道周围,原是英租界内的一个体育中心,俗称跑马厅。
民国成立前后的旧上海,“跑马厅”既是租界内的游乐中心,又是跑马、赛马赌博的场所。据资料记载,当时每年春秋两季举办赛马,春季为5月,秋季为11月。每季赛马日为星期一至星期三,连赛3天,于星期六举行决赛。赛马之日,各大洋行停止办公,跑马厅内异常热闹。如《申报》记载:“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
每当赛马前夕,“跑马厅”就会发行各种各样的香槟票,俗称“发财票”。他们巧立名目,设立头彩、二彩、三彩和零彩等许多大小不等的彩金,并在全市设点销售,甚至连一些很小的烟杂店也代售这种赌博性的彩票。有些人热衷于发财购买香槟票,不仅输掉钱财,甚至倾家荡产,当时浦东有个周姓贫民临死时,还叮嘱其子饭可少吃,香槟票却不可不买。着迷之深,可笑亦复可怜。
其实,“香槟票”摇得一个领奖的机会,仅仅是五万分之一,要想中头奖,真是比大海捞针还要难。而为此妻离子散,甚至有人跳江者不在少数,可是租界内的那些外国人却从中获取暴利,钱财装满了腰包,当时上海滩上流传过这样一首短歌:香槟票,到处销,吸饱了中国人民的血,装满了帝国主义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