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和诗歌对商人黄怒波有着怎样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为人以及生意又有着怎样的改变?
文/李志刚
“下雪了,这应该是海明威的雪
从顶峰到远山都像在倾泻”
2010年2月19日,在乞力马扎罗4700米的营地里,伴着他人酣眠的轻微呼吸声,黄怒波写下《乞力马扎罗的雪》。
第二天,他带着特意邀请来的登山陪练赵晶和冯欢欢,登顶乞力马扎罗。这是他第二次站在非洲最高峰上,却是他第一次见到因海明威而著名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他难抑兴奋。
“那天死去的豹子一定被深深掩埋
站在云霄中我倾听着雪那边的动静
只有我的心跳与远方呼应”
晚餐时分,他给同伴们朗读自己的新诗。在抑扬顿挫的声音里,他发自内心的喜悦,让听者触手可及。
诗歌与山,让他的灵魂得到安宁与抚慰。
2005年2月16日,因为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在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的带动下,黄怒波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他莽撞,未经任何事先的训练;他气喘吁吁,常常想着放弃吧。但最终,他踏足非洲最高峰,海明威笔下的非洲旷野,那空旷、原始的世界在他脚下一览无余,野性之美赤裸裸地袒露在他眼前。
从这一次起,一发不可收拾。黄怒波的足迹踏遍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他喜欢这个游戏,一个随时可将生命留在荒野里的游戏。
当他坐在一群具有同样身份的同伴当中时,面对来自柳传志等人“激烈”的质问—你在山下有如此大的责任,为何还要登山?黄怒波没有回避,给出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越走你就觉得自己越谦虚。山中的每块石头都比你老,”黄怒波后来说:“即使你拥有再多财富也也没什么了不起,要学会知足、忍让、妥协和感恩。”
死亡游戏
“陡峭的冰坡上又冷又静也许夜晚死魂灵们会为他点燃一种烛火今夜我将在帐篷里彻夜静听”
在登山的时候,黄怒波多次目睹死亡,也屡次亲自与死亡擦身而过。他发誓:“我恨它,我永远不会再来了。”然后,再打破自己的誓言。
2010年5月,黄怒波从尼泊尔境内出发,从南坡冲顶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登过那么多山,珠峰大本营的墓碑是他印象最深的—字迹模糊的墓碑扎在雪地里,它们的主人永眠于墓地之上的雪峰中。在山上没事的时候,西藏登山队队长旺加也会谈起死亡的故事。
“没有挑战,没有死亡,那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害怕,我觉得他们(死去的山友)很伟大,我尊敬他们。”黄怒波说。
在8000米的高处,一位没有经验的俄罗斯人因为太累了,坐在雪地里睡了一会,结果停止了呼吸。在死去的前一天,这个俄罗斯人在营地里面无表情地与黄怒波擦身而过。当黄怒波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冰冷的尸体,被睡袋和绳子裹得紧紧的,几个夏尔巴人操纵着绳子将他一点一点地往下降,从他死去的高地降至更低的营地,直升机将带走他的尸体。黄怒波和他的向导挂在山壁上,看着尸体慢慢降落。
雪山沉默,夺去人的生命,摧毁人的理智、勇气。它会杀死你,彻底地击溃你。
有人下撤至8600米的时候疯了,氧气罐是满的,他却产生幻觉,坚持说没有氧气了。这让黄怒波胆战心惊。他们都和这位精神崩溃的人系在一条绳子上,那人出事,他也会掉下去。夏尔巴向导不停地安抚那位躁动的山友,哄着他。黄怒波他们摘下保险扣,扯着夏尔巴向导的安全带,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位崩溃的山友,再重新将保险扣扣在绳上,继续下山。
有人疯了;有人瘫坐在地上,一点都走不动了;有人坐着哭泣,被恐惧攫取了心神……
“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我在天空划出金色的印痕”
2010年5月17日13点,黄怒波从南坡登顶珠峰。站在世界之巅,他摘下氧气罩,念他的《珠峰颂》,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哭别哭,但依旧哭出来,声音哽咽。为成功,也为2009年的冲顶失败。
2009年,黄怒波从北坡攀登珠峰,在8700米的地方撤了下来。当时,他的手冻伤了,如果不撤,可能就保不住了。旺加告诉我,到了8400米的时候,登山的人很多。一般来说,走在前面的人不理会后面的人。黄怒波陆陆续续给二十多位山友让路,在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带,稍稍移动一点距离都要耗费很多体力。有一名山友被滚下来的石块砸伤了,倒在地上,血染红了雪地。黄怒波赶紧停下来帮忙救助这位陌生的山友。这不仅让他体力消耗极大,还让他因长时间停留将手冻伤了。因为疲劳和冻伤,黄怒波坚持到8700米就实在不行了,决定撤下来。
2010年5月,他试图从尼泊尔境内南坡登顶。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并目睹别人长眠在山上。
在孔布冰川,黄怒波遇险。孔布冰川又被登山者称作“恐怖冰川”。王石在他的博客里这么写道:“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主峰。冰川规模大,约有冰川600多条,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在南坡攀登珠峰,攀登者开辟的攀登路线有7、8条之多,但无论哪条路线,都无法回避穿越孔布冰川。穿越孔布冰川只是从海拔5400米上升600米,但却险象环生。南坡向阳,冰一融化,或倾斜冰体太重发生冰崩。雪崩可怕,但有葬身之地,冰崩更可怕,人被砸成粉碎,死无可葬之身。穿越孔布冰川,如同硬闯鬼门关。”
黄怒波从孔布冰川下撤,突然,梯子松动了,他死死抓住梯子。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掉下去肯定没命。一个夏尔巴人在孔布冰川整个人都不见了,只找到了一只鞋。黄怒波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活下去。”
还有另一次遇险。黄怒波已经看到位于8000米的营地了,这时候天气变了,起了雪雾。五米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眼前、脚底下都是茫茫一片。这时,他正走在一个大斜坡上,一脚踩空了,他就趴着、顺着斜坡,迅速往下滑。黄怒波身上还绑着50米长的绳子,但他不知道绳子是否会断,也不会知道自己是否会撞上石头。之前他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时,目睹一名登山家滑倒之后,越滑越快,最后撞在冰檐上飞了起来,死掉了。此时,他面临的是同样的险境。
黄怒波一手拽着绳子,趴在雪坡上往下滑。他用脚使劲蹬石头,蹬着的都是浮雪,一点用都没有。他右手一下插入雪里,固定身体、降低速度。速度慢了一点,他立即使劲将左手插进雪里,一下子就慢了下来。他双手插在雪里,一动不动的,慢慢地又滑了六七米,最后停了下来。黄怒波趴在雪坡上喘气,让狂跳的心平息下来。冷静了六七分钟之后他就喊人。但是前面的人都听不见,靠别人没有用。他将手用力往雪里插,慢慢曲起右腿,用脚使劲踩,踩到冻硬了的雪层,才换左脚踩。最后慢慢站起来。
当时他发誓,再也不会去登这座差点夺去他生命的山。但第二年,他食言了。
2011年5月,黄怒波再次出发,死神在他不经意时袭击了他。在8000多米的高处,黄怒波的氧气面罩坏了。他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走了半个小时。走着走着,走不动了,一个踉跄。他脑子里马上生起一个念头:“坏了,这次回不去了。”向导吓着了,扶着他,一摸他面罩:“黄总,面罩坏了。”黄怒波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备用面罩换上。一分钟后,脑子清醒了,恢复正常。
万籁俱寂,群星闪耀。戴着帽子、顶着头灯、罩着氧气面罩,看着脚前面的每一步,踩着雪。2011年5月
20日早上5点零5分,黄怒波由北坡登顶珠峰。
“山征服了我”
“这就是山的话语权跟什么全球化文明毫不关联”
“死亡是神圣的事,我热爱生命,但不苟且活着。
海明威说,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打败。我不怕死,少年时代我就不怕死。”
有媒体问黄怒波,如果选择和一位历史名人共进晚餐,他会选择谁?黄怒波的答案是海明威。
在海明威的感召下,他去了非洲,登了乞力马扎罗。非洲让他震撼,比他想像的更壮观。树像伞一样撑开树冠,猴子在他头顶上跳来跳去。后来,黄怒波在办
公室里养了几只小猴子,那些猴子都来自非洲。猴子跟他的关系很亲密,有时候在他肩上跳来跳去,有时候把头埋在他的手掌里。
2010年重走乞力马扎罗,他心情平静,他已经将世界上的高山都走完了。
“一个屠杀者在高原上杀害
结局只能是再杀死自己
当杀害者与被杀害者变成石头或枯骨时
这高高的山峦就再也不下雪了”
现在他想得更多:“海明威是个猎人,一个杀戮者。他常年在非洲打猎,最后将自己杀死了。我曾经也打猎,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经常杀狗。后来,我觉得杀死任何生命都是不对的。”
2010年,上海一位企业家攀珠峰,在8300米处未能及时赶到营地,如果继续上,死亡率很高。向导极力阻拦,那名企业家拿着步话机对大本营的指挥人员说:如果不让我上,下山把你宰了。最后他还是未能继续上,但他从山上一直骂到了山下。
黄怒波2005年第一次尝试登山,没经任何训练就成功登顶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2006年,攀登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他拒绝了向导的要求,上了营地就不愿意下撤—通常在山上会上上下下来回往复,进行缺氧训练,以适应高海拔稀薄空气的环境。他是老板,年轻的向导不敢阻拦。结果,在6300米的地方,他一步也走不动了。
耻辱。生气。他发誓要重新再来。
身为企业家—人类社会里顶层的精英人士,具有长年居于上位者的优越和傲慢,在他们面对山时,难免自大,轻信自己能击败它,如同击败商场上的对手。他们将人间权力、地位的游戏规则搬到了山上。
然而,这行不通。山用沉默的威严告诉他们。
2006年登慕士塔格峰失败后,黄怒波返回北京,通过一家户外俱乐部找到陪练赵京和冯欢欢,每周登北京延庆的松山。他们通常一走就是六、七个小时。在
他们眼里,当时黄怒波脾气急,因为经历的事多,能力又强,不那么能容忍别人和他慢慢说,如有不同意见就会打断话头。每逢下山,他打开手机处理公务,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要开始骂人了。”
五六年过去了,他们觉得黄怒波宽厚了一些,笑容多了一些,变得亲和了。他显现了柔软的一面。他喜欢小动物。他与陪练一块爬松山,有两年时间,总是有两只流浪狗,一直跟随他们至山顶,又跟着下山。黄怒波吩咐司机给它们买吃的,他在车上常念叨两条小狗今天会不会来。他会特意吩咐:“欢欢,给它们喂点吃的吧,它们估计也累了。”他蹲在石头坑前将酸奶倒进坑里,让小狗舔着吃。
2010年4月,他攀登尼泊尔境内的岛峰。抬头看到6100米的顶峰上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以为是个石头。登顶之后,发现是一条黑狗。顶峰也就桌子那么大一块的面积,三个人很难站立。黑狗就蹲在黄怒波的脚边,乖巧、安静、任人抚摸。黄怒波不敢动,怕自己一动,就把它碰下去了,那必死无疑。
下撤至五千多米的地方,黄怒波回头望了望山顶,黑狗像小小的黑石子。他拿出肉肠,压在石块下。没走出一百步,回头一看,一群乌鸦已经抢走了那块肉。“我回想起来还像是一个幻觉,人都要靠绳索才能爬上去,不知道它怎么上去的。我叫它跟我下,它不下。”
“也许它藏起了会飞翔的翅膀
在黑黑的长夜它与山灵对话”
他们—黄怒波的朋友、同行、下属、亲人都说,他变了。黄怒波的哥哥黄玉弟告诉我,黄怒波这些年变化很大,和登山有很大关系,“在山上,他一个人,周边没有一点生命迹象,一个人背着包,边走边思考。一次登
山回来后,他说他以后不骂人了。”
“在山上,每天心都在变,思考自己的一生,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经历那么多困难,直面死亡,人的心胸也会变得宽阔起来。你在南极走,风一卷就将你刮走了。你太渺小了。你看王石登山回来后,就不争那些虚名了。我也变了,不急功近利了,一切不就是过程吗?”黄怒波说。
他说,我没有征服山,山征服了我。
2009年5月17日,就是黄怒波从北坡冲顶珠峰在8700米处撤下的那次,他的手冻伤了,如果不撤就很有可能截肢。8700米,只剩下144米,他无力坚持下去。下撤到6400米,他大哭一场,一辈子都没那么哭过。
他的大学导师谢冕却祝贺他:“遇到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应该退一步。退一步,人生体验更大。”就在这次登珠峰中,有山友执意登顶,下来后就因心脏衰竭而去世。还有一个美国人,在8700米处向导不让他上,但他说死也要上,结果虽然登顶,但下来后十个手指头全部截肢。“到了这个高度,很多人很难放弃,不仅是登顶的诱惑,还有钱不能打水漂的心理。虽然我花了一百多万,但明年还可以再来。”黄怒波说。登一次珠峰大概要花费25万元,有的登山者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有的不忍放弃,最终长眠在了山上。
不同于登山者爱抱团,他喜欢一个人登山,带上一个厨子,两个向导,两个背夫。在珠峰,他的向导一般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或中国的藏族人。在尼泊尔,一个孩子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做高山向导。17岁的男孩,背上近40公斤的东西,走上七天山路,才挣上200美元。黄怒波多给40美元小费,对方就能高兴得吐舌头。
“你说谁不容易啊?他们更不容易。”他感叹道。
这些与他的社会地位有着云泥之别的人,待他以善意。按合同规定,夏尔巴人只用背一顶帐篷到8000米。他们悄悄背了两顶,其中一顶留给黄怒波。黄怒波
也回报以慷慨大方。按规定,从南坡登顶奖金是一千美元。他额外给每个向导10万元人民币,高山摄像、厨子各给两万元。“他们用命搏,不知哪一天就出事了。在山上能救你的只有向导。我觉得我欠他们的。”
也许放在社会里,这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山上他们的毅力、勇气、智慧以及善良,足够在一个极限环境里震撼人。“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我压根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位残疾人,在珠峰顶峰上向我展示他钢铁做的脚。你想,我算什么呢?”
黄怒波自己说:“上山是一种逃脱。下山回到城市,心情就有点沉重:他妈的,那么多破事,山上多轻松啊。我以前骂人多,现在也骂人,但少多了。本性难移,尤其是你有骂人的权力时。”
他随身携带卫星电话,有时在帐篷里问一些企业的事。通话很麻烦,像在珠峰上,基本聊个两三分钟,简单问几句就断了。有时候下属找不到他,只能自己做决策。有些决策出了问题,下山之后黄怒波会去处理他们惹的麻烦。
他的下属不希望他登山。但他说:“如果不让我登山,(中坤集团)不如解散算了。登山让我思考,我在山上会想中坤的大战略。山上很痛苦,思考能让我麻木地忘记登山的痛苦。”中坤的战略布局,都是黄怒波在山上想清楚的—他一下山就开会,吩咐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2005年,黄怒波开始登山。那几年,正是中坤艰难转型的几年。中坤从住宅地产转为旅游地产、商业地产,各地投资不顺,前些年中坤在南疆投资了4亿多元,年年赔钱,经营惨淡。“当时新疆做得那么烂,被人骂得不行。”黄怒波说。而中坤旗下的北京大钟寺国际广场,受到非典、奥运等事件的影响,屡屡推迟进度。但随着2010年国家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中坤在新疆的资产一下变得重要起来。
2011年8月,黄怒波计划花大约1亿美元,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当年年底被冰岛内政部长拒绝,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对于冰岛买地遇到的波折,他很平静:“现在就是耐心等待,他们(冰岛方面)重新提了一套方案,90%以上的可能性会成。”
“在山上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我知道,活着有多好。我可能慢慢地变了,忍耐性越来越强。王石在山上说,只有恐惧才会讨论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真正登山的人,对山不害怕,不讨论,只管走。我不问花费多少时间,不问路还有多长,反正不能后退,反正我要登顶。反过来,做企业也一样,山上那么苦,死亡我都不害怕,我还怕一个宏观调控吗?我不急于求大,不急于求成,好好把企业做好,向着这个目标走。”
“登山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我现在做项目,思考的都是十年以后的事。”
2012年1月24日,大年初二,我和黄怒波见面,他告诉我,企业家还是要创新,毁灭性创新,“中坤前些年从房地产转向旅游地产和商业地产,今年起将又一次转型,做一流的服务型企业,中国不是服务型社会,从这点突破,服务是终极消费产品,下一个十年,中坤要做最好的服务型提供商,已经脱离了住宅和地产,做服务型企业。”
诗魂与山魂
“我祝愿我的灵魂永远干净
我希望我的世纪永远温情”
一次在8000米以上的珠峰营地,黄怒波脚下都是8000米以上的山,他的视野里没有任何障碍,心情很开阔、舒畅。他写下诗句:群峰仰视我,但我知道那不是敬仰。
2010年5月底,黄怒波从南坡登上珠峰后,我曾赴珠峰脚下的日喀则和他见面,后来在拉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黄怒波和我有过一次深入的长聊。我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觉得,我没那么伟大,但也没那么渺小。在珠峰顶上,我朗诵着我写的诗,我哭了,这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最高处,朗诵自己写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我获得了自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是企业家解放自己的过程,大部分企业家现在大致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没那么伟大,但也没那么渺小。”他第一次说,是在珠峰营地里,讲给王石听。后者赞叹。
2010年5月,两位房地产企业家相遇在珠峰南坡。在营地里休憩的时候,王石去黄怒波的帐篷,吃黄的厨子做的炸酱面;或是黄怒波去王石的帐篷,喝点儿啤酒,给山友们朗诵自己写的诗。他们无拘无束地瞎侃。“在北京怎么可能这样,大家彼此都戴着面具,所以很孤独,很难去讲一些真话。”黄怒波说。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说:“企业家这个群体总体上精神都是非常孤独的,有的人需要参悟,有的人需要印证,有的人需要疗伤,因为有时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
刘东华目睹了柳传志他们对黄怒波为何要登山的激烈询问,他觉得“黄怒波就跟孤狼一样,找个没人的地方哀嚎。同时,如果他在滚滚红尘没有那么深的艰
难磨砺,没有那么深的修炼,他到大自然中去,也没有那么深的感受”。
黄怒波出生于1956年,在银川长大,他的青少年恰好是中国的动乱时代。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就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觉得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立刻就轻松了,山里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对人的警惕心比较强。”
诗人欧阳江河说:“人到了什么都能得到的境界时,要克服的是厌倦感、孤独感。诗歌与登山是帮助他克服这两种东西的。他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就去山上面对另一种孤独。”
“在人群里的孤独是,一群对他有所求的人围着他,都想在他身上拿好处。他逃离开这种孤独,进入另一种境界,这就是诗歌和登山为他提供的。写诗的时候必须是孤独的,登山也是孤独的,在空无一人的地方,只有自己面对文字。”
黄怒波经常在营地一休息就是一两个月,为了适应缺氧的状态。他带着几箱子书上山,借机享受一下贫困的、简单的生活,享受没有人打扰的孤独境界,用来看书、思考。没有下属、没有崇拜者、没有记者、没有官员,谁都没有,只有看书的人。他经常带最难啃的书到山上去读,哲学的、文学的、诗歌的、经济的等等。
2008年春,黄怒波与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过一段公路之旅。他们租了一辆车穿行于田纳西州,在宽阔的公路上奔驰。车窗外大片大片的森林、田野飞速地掠过,时不时有漂亮的独栋别墅在眼前闪过。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在酒吧里听歌手吟唱猫王的歌。旅程的尽头是田纳西的湖,湖水闪闪发亮。他们沿途谈论诗歌,“他谈他喜欢的,我谈我喜欢的,我们两个互相又有交叉,他背诵了很多诗,包括他自己的诗,我也背诵了很多诗,国内外的、现代的古代的都有。一路上我们还穿插着对人生的探讨,窗外风景很美,有时停下车来,看周围荒凉的风景,那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非常奇怪的旅行,我们好像是在火星上开着车,然后谈一些关于月亮的话。”
黄怒波喜欢诗,从13岁起开始写诗,坚持至今。他在飞机上,在雪峰上,一支笔,一个本子。在半夜,或者清晨。万籁俱寂,喧嚣的城市睡着了,金钱睡着了,政治睡着了。他开始写,像野马狂奔,没有刹车可踩。“诗歌对他来讲,是帮助他开始一天的生活,或者帮助他结束一天的生活。它不是点缀,不是玩票,是他心灵的净化,既是他生命的起源,也是他生命的终极。”欧阳江河说。
“每天想见我的人太多了,不是要投资的,就是要捐款的。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人,我不认识,见他们干吗?我哪里来的那么多同学?”黄怒波说。
帐篷安扎在8000米的雪地里,他一个人写诗,给他的山友念诗。
早年他的诗歌刻录着他少年时代经历的苦痛,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日子。后来,他不再提及这段日子。人性的幽暗无处可避,即使在纯净的8000米雪峰上也一样。2010年黄怒波第二次登珠峰,原本也是打算从北坡上。他每次登山给不少奖金的西藏登山公司那次向他要价100万元。通常的价格是25万元,就算报个50万元,黄怒波也能接受。但100万元的报价惹怒了他,他决定直接从尼泊尔南坡上。他有时还会愤怒,在机场看到插队的人就直接拉出来。但他确实变得更豁达了:“人性本来就是这样,这是这几年我想出来的。死亡、贪婪、爱情、背叛,一直是人类的主题。我现在看一些人演戏,你就演吧,我不计较。换个位置思考,他也有他的价值观。我顶多提醒,讲讲道理。登山让我成熟,人过50了还不成熟?”
“群山仰视你的感觉,是和不登山的人讲不清楚的。你看世间尔虞我诈,非得打倒人,太狭隘了。在山里经历了痛苦、恐惧、绝境,下来之后才觉得每天生活在天堂。”
“你能把财富带到阴间吗?你赶上了好时代,应该回报给社会。留给子孙,孙子知道我是谁啊?没准还会骂我:那个老混蛋,干吗捐那么多啊?儿子会有他的一份,未来做大做小,都是他的事。登山让我看透了,你活着就是成功,死了最多给你过个头七、三七就拉倒。历代皇帝想不朽,不朽又有什么用?”
他打算十年后将企业资产的一半捐给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一半给高管和员工。“这个决定是登山这么多年的思考。员工们都知道了,信不信由他们。属于北大部分的资产做了整体规划,有一些项目已经悄悄划了过去。
2010年5月,黄怒波从南坡登顶珠峰,回到大本营后,回头看这个山,“我就说我恨它,我说我永远不会再翻过去。永远不会的。”但是,2011年4月13日,黄怒波抵达北极点、完成“7+2”之后,认为北极之行太过顺利,他体力充沛,决定第三次挑战珠峰—2011年5月20日早上5点零5分,黄怒波由北坡登顶珠峰。“因为,2009年我在北坡失败过,我不服气,我要找回来。”
现在,他的计划是,未来十年,一个人走遍全世界的世界遗产,“一半时间在工作,另一半时间就在世界各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