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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成长是因为顺应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由于它的根本属性，国企仍然难以被称为市场经济中的有效竞争个体。国内的资源分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优先分配给国企，而优质资源一旦低价获得，那么盈利就是一定的。
每一种经济力量兴起时，舆论市场就必然出现维护它的声音。时下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规律。这几年来国企的盈利状态有所好转，舆论上为这种经济力量代言的声音又大了起来。如果不讲明事实和规律，让这样的声音主导舆论，那么，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公”传统的中国，会看不清改革的主要方向，导致走错路。
因为持续从事公司研究，我与国企、民企和外企的管理者们都有交往。近年来出现在我视野中的优秀国企也不少。早年我曾经跟上海外滩上唯一一块中国产品广告牌的主人——上海家化公司的葛文耀长谈。他告诉我说，上海家化之所以一直业绩不错，主要是因为他个性强硬，坚持自己的一套，幸好由于业绩突出，虽身在体制，但也没有什么后果。
最近的变化是，由于深深地意识到业绩是公司成长的持续动力，所以中央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国企决策者和管理者都已经开始主动以国企的成长为导向，环境显然比葛文耀那个时代要好多了。因此我们也看得到，一些国企在正确的方向主导下获得了高速成长。它们成长的经营方法和意识，同样是国家的财富。
但是只要对国企的发展内核做深入的研究，就不难发现，国企的成长是因为顺应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由于它的根本属性，国企仍然难以被称为市场经济中的有效竞争个体。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是，国企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官员分配资源有先后顺序。有一家国有地产公司的管理者告诉我：他们做全国发展时，能轻松地拿到很多城市新区的地标性建筑开发权，是因为他们是国企。而相形之下，像万科这样的股份制企业拿到的地块都是郊区的。从中我们可以看见，资源的投入是不一样的。
其次，我们会发现，一些有品牌知名度的民企出现问题之后，优先获得接手权的，都是大国企。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的资源分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我们也知道，优质资源一旦低价获得，那么盈利就是一定的。要比较国企、民企的效率和经营，就必须在资源获得上处于同一起跑线，而这一点，在国内的很多领域还是做不到的，国企明显要有政策、资源上的先天优势。
而其次，国企作为一个竞争个体，在使用商业手段上没有下限可言。我知道一家大型国企为了拿到一家地方性企业的控股权，在这个企业产品销售范围内发动大规模价格战，打到对方不得不让出控股权为止。而同样我们也清楚，民营航空公司在推廉价航空时所碰到的一系列问题。由于大型国企常常带有行政级别，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的媒体在批评时常怀有投鼠忌器之心，因此国企的问题难以暴露。
更为要命的是，由于大型国企涉及到的社会层面广，又是政府的“大儿子”，所以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它似乎难起作用，有一些该淘汰的企业，总是可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存下来。因此，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
而从企业的属性看，在资本市场上国企更是一个难解的硬壳。目前A股中有大量的国企，理论上说，股东是企业的主人，不过我们有没有看到过股东这个主人哪一次可以跟管理者这个管家说：“你做得太差了，我不用你了”？没有这个最强硬的约束，怎么评价国企经营得好坏？
而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近年来表现优秀的国企，大都出现在这几个领域：其一是牌照发放有限制的领域，比如金融、文化、能源、交通；其二是经营有门槛的领域，比如航天、军工、汽车等领域。
因此如果我们深入到市场经济的基础层面去看，这些国企的表现优秀，大概是由于以下原因：
因为这些领域没有大量的竞争者，顾客没有多少选择，如果是必需品，消费者就只能接受作为生产者的国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在买车的第一年春节，我与爱人开车回家，计算下来，低效率的长途自驾居然比火车票贵不了多少，而铁路部门还在喊亏损，可见铁路内部管理之混乱。又比如说文化出版领域，一方面人人都说没钱赚，一方面又眼睁睁地看着迪斯尼的无烟工厂赚走了大量中国眼球，不是内部机制有问题，还是什么？
其次，由于当下市场萧条，民企因为受到外部约束而退出市场，竞争个体减少，所以利润率回升，一部分国企也赚到了钱。这显然是因为现在剩下的国企都是“不死鸟”的原因。
第三，不仅由于政策影响，而且由于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处于特殊地位，市场萧条时期反而需求旺盛。这是指银行，经济萧条，资金需求量大，利率又由政府管控，因此银行大发其财。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可以想一想，这样的财，发得是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吗？或者换一种说法，国企现在赚钱，意味着它们赢了吗？
（作者系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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