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是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有了面包就可以不要自由。威权统治者们多有这样的信念。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轮民主运动浪潮则明明确确地对这种信念说“不”。
政治学者刘军宁相信，即使对于普通民众，面包和自由也同样重要。
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这次民主运动，乍看是“面包”出现了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这些主动或被迫转型的国家正在经历合法性危机。缺乏价值和程序合法性的威权政府，在经济危机下，丧失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政绩合法性。
“当三个合法性危机同时出现时，威权政府难以应对，甚至连镇压都无能为力。”刘军宁在与记者的专访中称：“阿拉伯之春表明，面包和强权都不是稳定的答案。”
刘军宁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翻译过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民主化浪潮》，将西方最为权威的民主转型著作之一介绍给中国。刘自己也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民主教程》、《权力现象》等著作。有评价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偶然中的必然
《21世纪》：这一轮民主化浪潮从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突尼斯开始，突尼斯发生了什么？
刘军宁：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有些必然的因素，但首先发生在突尼斯则有些偶然。
突尼斯这个突破口有特殊性，在它发生民主化运动之前，与卡扎菲和穆巴拉克相比，鲜有人知道其总统本·阿里，突尼斯是一个相对偏弱的威权体制。当人们起来抗议后，本·阿里就承诺要改革，解散内阁，改选国会，并且不再连任，这些举措都证明他是有软弱和妥协的倾向，但为时已晚。
《21世纪》：之后民主浪潮就由突尼斯蔓延到埃及。
刘军宁：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化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先后关系，带有示范效应在其中。中东目前发生变革的国家，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具有共同特征，都是三四十年以上的威权统治，文化相同，社会构成相似，经济状况相近，没有特别富裕的产油国。
《21世纪》：既然这些国家状况相似，为何各国目前呈现出的结果完全不同？
刘军宁：埃及和突尼斯比较相似，穆巴拉克不是极其残忍的统治者，是相对温和的，他现在也是在接受审判；卡扎菲与巴沙尔更为相近，受到的社会仇恨要严重得多。
合法性危机引发此轮民主潮
《21世纪》：那这些中东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为何这把火没能够继续烧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样的国家？
刘军宁：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是阿拉伯人的威权统治国家。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元首通常都是军人或总统，而不是君主制或神权国家。这些国家的倒台是战后反殖民地民族主义政权的垮台。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在埃及和利比亚都可以看到。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沙特、约旦、科威特、阿联酋没有受到严重的波及。
《21世纪》：为何民族主义政权这个特征如此重要？
刘军宁：这些国家都是二战之后，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半世俗、半宗教的民族主义国家。但民族主义本身并没特定的内涵，不能给社会提供强大的价值内涵。独立时他们的内涵是抗击殖民者，起到一时的激励作用，但无法如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那样提供长期的价值或道德支撑。
《21世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民族主义，而在于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现在无法提供社会认同的价值支撑？
刘军宁：实际上是合法性的问题。这些国家是民族主义国家，在目前没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另外由于长期不选举，没有程序上的合法性。
唯一可以依靠的合法性就是政绩合法性，但一旦政绩衰退，失业增加，物价上涨，即使没有遭遇经济危机，其稳定性也会大大降低，因为这是唯一所剩的合法性。
《21世纪》：曾经大家普遍认为伊斯兰教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不会出现民主，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军宁：从这点上讲，亨廷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之前在《文明的冲突》中称，抵抗西方的将是儒教和伊斯兰教，他认为儒教和伊斯兰教将不会产生民主。
现在看来，民主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发生，因为它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带有世俗化成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人们的心中，作用并没有大到让人们不厌倦价值统治，而且这些统治也不是价值统治。
不过，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社会中仍很重要。过去的威权政权已经很难维持，但未来的民主化道路也不会很轻松，原因可能和他们的文化有关系，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健康的民主经验；另外宗教势力和极端势力仍有很大影响力，当一个社会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可能会诉诸宗教势力。
经济危机与互联网因素
《21世纪》：而现阶段正赶上了金融危机。
刘军宁：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完全是由经济危机造成的。也许现阶段正是民众最不满意的时期，但如果用购买力和生活质量来衡量，绝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
《21世纪》：那么你如何看待经济因素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
刘军宁：发生变革的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有普遍的误解：面包是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有了面包就可以不要自由。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发现面包和自由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人们有了面包时就开始想要自由，当人们发现面包的质量下降或者价格上涨时，他们也想到了自由。这是所有威权统治者错误诊断，或者不愿意正视的。
《21世纪》：你怎么看另一个外部因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推动民主转型的作用？
刘军宁：以突尼斯为例，其民主运动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是固有因素，即合法性危机；第二是突发，即小商贩的自焚；第三就是放大因素，即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起到了三个作用：传播新闻，抹去了新闻封锁的作用；组织协调活动；最后重要的一点是发表意见，让大家听到和政府控制不一样的声音。互联网放大了民间的声音，加快了中东国家威权统治临界点的到来。
蔓延空间有限
《21世纪》：古巴、缅甸和俄罗斯等国出现的变革或要求变革的要求，也是受阿拉伯之春影响？
刘军宁：我认为此次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发生范围是中东，他们都具有明显的特征。而俄罗斯、古巴和缅甸都可以忽略。古巴还没有成功。对普京的抗议一直都有。缅甸一直是军人统治，民众也一直抗争，也不是突然出现，现在只是缅甸改革进度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开始。这些国家的抗议并不是中东民主化运动的结果，最好把这一阶段的民主化浪潮限制在中东国家。
《21世纪》：那民主化进一步向其他国家蔓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刘军宁：在目前这个阶段，蔓延的空间有限，因为此轮民主浪潮基本已经囊括了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世俗国家。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总有一天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但不是这一波民主化。这要等到这一波阿拉伯国家走上民主化，且民主成果稳定后，将会对现在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1世纪》：颜色革命也曾在前苏联国家中掀起了一轮民主化浪潮，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有何区别？
刘军宁：颜色革命有美国大量的力量在其中，且颜色革命主要是前苏联的主要成员国，政治结构和起点与中东国家有很大差别。
而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主化完全是内生的，不是由外部一手策划或干预而成，即使有支持，外部的力量也非常弱。
《21世纪》：外部干预对一个整体的民主转型到底有多重要？
刘军宁：在没有特大规模的介入下，即抛开特别的案例，例如战后的日本、德国和现在的伊拉克，西方的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撒手不管。我认为西方在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是被夸大的，是否有西方的支持和干预，这些国家的威权统治都将垮台。
作者：袁雪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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