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蝴蝶效应的故事恐怕没有人会忘记。
26岁的布瓦吉吉是突尼斯大学毕业生，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在突尼斯南部一个城市沿街售卖蔬菜水果，不过他的这一行为因为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而被禁止。
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像往常一样在街头摆摊，却遭到城管人员的粗暴对待，为了表达自己的抗议，布瓦吉吉选择了自焚。
随后，抗议民众与国民卫队发生 流血冲突，造成一人死亡。布瓦吉吉虽然被送到突尼斯最好的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伤势严重，不治身亡。
这名小贩不仅点燃了自己，也将整个突尼斯以及中东地区点燃了。突尼斯前领导人本·阿里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宣布改革。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宣布解散由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宪盟）组成的一党制政府，同时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但14日晚本·阿里即前往沙特阿拉伯，第二天本·阿里政府的总理加努西成为临时的领导人。17日加努西与突尼斯近20个政治党派、社会团体、工会组织和企业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最终就民族团结政府的组成人员达成协议。
事件发生至今一年有余，突尼斯临时政府已经通过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政治运作模式构建完成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联对本报说，突尼斯是个西式、（表面）民主、世俗的阿拉伯国家，也比埃及、叙利亚号称多党制的国家对反对党的限制轻微得多。各派政治力量拥有合法、公开的政治地位。 “这为当前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先天的基础。”
平稳过渡：“绝不留恋权力”
既讲法语又讲阿语的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发生变化的国家，对比激烈的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突尼斯的转型迅速而平稳。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制宪议会将近一半的席位。制宪议会议员票选前人权人士、制宪议会第二大党派“保卫共和大会”党马尔祖基任总统，而权力更大的总理职位留给了“复兴运动”党的杰巴利。
杰巴利随后推出了自己的内阁，并得到了制宪议会的许可。2011年12月22日，突尼斯制宪议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批准了杰巴利提交的突尼斯新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同时原则通过了杰巴利新政府的施政纲领。
制宪议会和临时政府将在一年的时间中推出宪法并举行议会选举。
在新政府中，除加努西本人继续任总理外，国防、外交、内政和财政等重要职位也均由原来部长担任。一些反对党领导人也如舆论所预料的那样进入民族团结政府，其中突尼斯著名反对党“进步民主党”总书记纳吉布·谢比在新政府中担任地方发展部长。
加努西随即提出宣布民族团结政府的4项具体任务，虽然这4项并没有都如期完成，但开放党禁，问责暴力和腐败行径，实行新闻自由和开放，准备大选的做法，很快平息了局势。
在前政府任职多年，加努西被视为本·阿里的影子。但他很快宣布退出原执政党，并证明自己领导国家向民主过渡的决心。
突尼斯民族团结政府成立3天后即宣布，没收原执政党宪法民主联盟（宪盟）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并在全国实行大赦。内阁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政分开”的方案。
加努西通过媒体还传递出自己绝不留恋权力的态度。“选举结束、权力交接完成后，我将彻底告别政坛。”
有序互动：外向型经济助力平滑转型
一年之中，旧有权力很快失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联指出，之所以原来的执政党在压力下很快失去势力，并没有反抗是因为本·阿里和宪盟调动不了军队，特别是不能做到调动军队去镇压人民。
“深受西方政治、军事理念影响和训练的突尼斯军方严守了自己的政治分际，确保了政局和平过渡，这是埃及、也门、叙利亚所不曾出现过的，它也说明突尼斯在阿拉伯诸国中的西化、世俗化程度之高。”王联说。
这并非没有缘由。
本·阿里在就任总统期间，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没有资源可以依赖的突尼斯却有着与欧盟国家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
突尼斯有2803家外国企业，粮食不能自给，同欧洲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80%。突尼斯同时还是投资非洲桥头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突尼斯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仍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在内需不旺的同时又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的窘境，海外投资也相应萎缩，贸易逆差逐步攀升，经常项目赤字在2010年占到突国民生产总值的4.1%。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最保守的失业率也在20%以上。
外向型的经济虽然导致了突尼斯的经济危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平滑的政治转型。
王联指出，突尼斯经济在北非一枝独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跟外界、特别是地中海北岸的那些西欧国家的经贸往来，以及经贸基础上的人员、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密切交往，推动了突尼斯的执政党、军队和人民相对有序的互动。
作为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贸易伙伴，以及遏制外来移民的合作伙伴，长期以来本·阿里政权与这些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欧盟在突尼斯剧变的过程中保持了异常的低调。
埃及政治评论员阿依曼这样解释：“突尼斯的政治演变来的突然，出乎了欧盟意料，但过程顺利短暂，没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空间。”
制宪议会：突尼斯个案特殊性
毫无意外成为制宪议会选举第一大党的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党是温和的。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王凤认为，“未来议会将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总统的地位和作用可能会削弱或下降”；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可以通过制宪这样的立法手段，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
事实的确如此。2011年10月23日的制宪议会选举是突尼斯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11月制宪议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囊括了18个政党（联盟）、217名议员，多数派和反对派同场而坐。突尼斯代总统迈巴扎说，制宪议会的选举完成了突尼斯的民族和解，也使由民众选举的制宪议会具有了合法性。
着眼于明年的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复兴运动党”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率力图实现7%的执政目标。同时承诺，在今后5年的执政期间，将努力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彻底解决突尼斯的失业问题。
王联说，与其他国家的政局动荡相比，突尼斯的情况更像一场和平收场的“宫廷政变”，主要的政治人物被赶走，但其留下的政治架构和社会阶层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新上台的领导力量也没有大搞政治清算，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但突尼斯模式仅具个案意义，有它的特殊性，其他国家不具备突尼斯那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李国富指出，还在发展中的“突尼斯模式”会对中东多国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它的未来道路主要取决于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今后采取的措施是否可以维持政局的稳定，以及能否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毕竟这才是突尼斯乃至中东人民真正关心的。” (来源：21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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