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培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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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虞会长发帖,邀集的都是工商界的巨头,先施的大老板马应彪不敢怠慢,拱手在门口恭迎来宾。杰华和名栋被他亲自引导进场,正式入席,杰华被让到上海市长吴铁城预留的左侧位置上,一边紧挨着俞鸿定。从美国归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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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年头,杰华终于在上海滩赢得与他的人品才华相符的名誉声望,风浪不惊地稳稳站住了脚跟。
1933年4月上旬,华商交易所内,杰华办公室。
随着叩门声响,急性子的茵茵推门而入,名栋随在她身后。茵茵扬了扬手上的纸片,抢先道:“John,保罗发来越洋电报,说罗斯福总统动议国会放弃金本位,银价要急涨啦!”
杰华现在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在上海的金融观察员,他不再是一名随波逐浪的证券期货投机商。因此,预知白银涨价并不能令他产生惊喜,相反,他敏锐地判断出,中国的贸易系统要出事了。
在金本位时代,各国对于黄金的需求超过白银,使得金银比价不断拉开,从1921年的1:15.31,扩大到1931年的1:72.91,相对于金价,银价贬值了79%。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银本位国家,银价持续走低意味着中国货币不断贬值,再加上“大萧条”初期,各国普遍采用了收紧银根的措施,这就进一步为中国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才会形成1929至1932年间,国内外经济一头冷一头暖的异常现象。
遗憾的是,这一反常现象未能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反倒浅薄地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健康、运行良好的鲜明标志。当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各国政府着手调整货币政策,相继放弃金本位时,当局非但没有警觉并作出积极反应,反而继续陶醉于邻国的哀声中,独怀侥幸。所以到了1933年4月19日,当美国也宣布放弃金本位时,中国货币相对美元也开始升值,转瞬之间,国际收支急剧恶化,经济大萧条的浪潮终于向中国袭来。在这场全球货币贬值的大竞赛中,中国由于初期的外贸形势比较乐观,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滞后,而当经济衰退最终降临时,当局政府反而作茧自缚,采取了进一步巩固白银地位的“废两改元”政策,将银元取代银两成为唯一法定的计价单位,种种失误无法应对乃至加深了外贸形势的恶化,1933年全年的出口仅为1930年的58%,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戛然中断。
“John,我们做多白银吗?”茵茵急切地望着杰华,问道。
杰华说道:“不,我们做空黄金。”
消息来得过于突然,以至会对上海金融市场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并将引发何种形式的新的博弈,杰华还未能完全看破,但是又必须有所作为。交易的本能促使他捕捉这个机会,以区区1亿元的平准基金,和强大的美元进行逆向操作,无异飞蛾扑火,惟当采用虞洽卿传授的顺势法,先求壮大自己,再徐图良策。出于维护中国汇率稳定的信念,他不愿直接做多白银,而是选择了硬币的另一面做空黄金。
对于中国所处经济形势的逆转,日本显然比民国政府更敏感,因为它比谁都需要这个机会,借势削弱中国国力,进一步拉开两国的差距。
尽管在对外侵略上,日本朝野表现出高度的一致,然而在侵略者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战争领导权上,有军部和内阁之间的矛盾。内阁时刻希望把军部置于自己麾下,而军部则坚持《明治宪法》确立的帷幄上奏权,即军令可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实施。在侵略方式和对象上,又有陆军省和海军省之争,表现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矛盾。海军为扩充自身的实力,希望实施海上作战,摧毁苏军或者美军的舰队以确立泛
太平洋霸权。而陆军为实现自身的壮大,希望登陆作战,对亚洲各国实施占领式侵略。而在夺权方式上,陆军内部又有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前者主张发动政变消灭大臣,直接建立军人政府。后者则主张有秩序地改革,逐步建立军事独裁。重重的内部矛盾,也是“九一八”、“一二八”打打停停的原因所在。直到1936年皇道派军人发动“二二六”政变被悉数镇压后,才使得与皇道派殊形而同质的统制派军人完全控制了政府,把日本彻底推向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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