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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产能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风险。而近期的大项目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应该警惕其中的风险。
五月末,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防范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稳增长再次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增多,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启动,特别是钢铁基地、机场等大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
其实,利用大型项目拉动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正是投资依赖型经济。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1995年-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
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特别是利用大型基建项目。
高投资率背后除了发展阶段、体制原因外,也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这些年来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然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直接导致的是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如果产能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风险。而近期的大项目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应该警惕其中的风险。
其实,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架马车”)做文章。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消费起不来,又要靠投资。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
而未来需要从供给端做出改变,比如,加大科技投入、技术研发,通过全面提升产业价值链,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这些都比以大项目高投资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事实上,2008年的4万亿投资后遗症至今还在发酵。金融危机期间,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扩张,地方融资平台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扩张速度惊人。与此同时,债务也同比飙升,2008上半年,地方债务总量仅为1.7万亿,三年多时间里,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巨额债务的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急速膨胀,而其中银行业承担了大部分的融资责任。由于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去,杠杆率高、现金流不足以及贷款集中度风险变得越发突出。
眼下,4万亿的影响还没有消除的时候,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又纷纷上马,其中的风险,更需要警惕。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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